图：《官话合声字母》书影二
宣统初年，袁世凯失势，王照的官话字母被禁止传习。接下来在拼音舞台登场的重要人物是劳乃宣。他是法学家、音韵学家，做过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校长，学部（即教育部）副大臣。他欣赏王照拼音方案，但方案专用京音，南方各省不便推行，他征得王照同意，在原方案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声母和韵母及一个入声符号，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方言拼音方案。为躲避禁令，将“官话字母”换了个名称，以“合声简字”代替，写成《增订合声简字》（宁音字）和《重订合声简字》（吴音字），借为官南京的便利，在南京、苏州推行。劳乃宣的简字得到两江总督端方支持，很快普及于江宁四十所小学，还在南京举办了十三届"简字半日学堂"，使拼音运动得以继续。光绪三十四年（1908），劳乃宣获慈禧太后召见，呈进《简字谱录》，得到首肯，奉旨“学部奏议”，但学部置之不理。劳乃宣只好另寻出路，希望通过议会议员推动。他得到江谦、严复等人支持，几经周折，终于在宣统三年（1911）六月的中央教育会议上获通过。不料，时隔不久，武昌起义一声霹雳，国体巨变，简字运动戛然而止。
图：《简字谱录》书影。
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在日本出版。这是继卢戆章首创后的第二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朱文熊，苏州人，留日学理工。由于日语里有汉字，笔画多，课堂记笔记记不下来，便想到创建一种书写简易的文字。正巧日本当时有人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拼写五十音图，还出了不少书。他想：“他们可利用拉丁学母，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过北方，北京话是完全不懂的，只会讲家乡的苏白。所以只能拟制拼写苏州话的拼音方案。因为二十六个字母不够用，就武断地把五个字母颠倒，一个字母侧转，以及用加符号和两个韵母连写等方法来运用。不过虽然拼写苏州话，但是在序言中，我记得有一句话说明，等我学会了北京话再来改编。”（朱文熊《我和〈江苏新字母〉》，《拼音》1956年第4期）卢戆章自创了一批拉丁字母变体，而朱文熊认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于是直接采用26个拉丁字母。他拼音方案是32个字母，缺的6个字母，用5个倒过来的和一个横过来的字母代替。直接使用拉丁字母，便于中外学习者使用。他还取消了利玛窦、威妥玛等用的送气符号——’，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都不再使用这种书写不方便的符号。在书写形式上，朱文熊将多音节词的各音节连写，而且提出“拼音成字，联字成辞”“我国一字者，实英文中之一段音也”等看法，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虽然他的方案仅能拼读苏州话，但为后人开创了一种直接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全新思路。
图：《江苏新字母》书影一
图：《江苏新字母》书影二
辛亥革命以后，开明知识界更认为汉语汉字繁难，必须改革。民国元年，为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教育总长蔡元培在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获通过。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各省派出代表与会，审定国音发音，研制注音字母。一时方案纷杂，莫衷一是，争论非常激烈。如江苏人吴稚晖主张保留入声读音，河北人王照坚决反对，目睹二人争吵的鲁迅，后来在回忆中调侃道：“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注音字母’。”（鲁迅《门外文谈》）身为会议议长的吴稚晖不堪争执，愤而辞职。副议长王照亦病倒告假。最终，各省代表在审订了6500 个汉字读音后，投票确定了“标准国音”，并采纳了马裕藻、钱稻孙、许寿裳、鲁迅等人提出的拼音方案，确定了一套汉字笔画式注音字母。这套字母主要是依据马裕藻、鲁迅等人老师章太炎的古汉字式记音符号。1918年，注音字母被正式公布使用。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学校开展教学。这是我国第一部法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至今仍在台湾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