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二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收入中语教本而为传统保留课目。“法家拂士”一词见该文如下结句：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该句，人民教育出版社委托五省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教材研究室编写的《教学参考书》P142译为：
一个国家，国内没有能坚持法制的大臣和敢于谏诤的贤士，国外没有敌国外患，往往会遭到灭亡。
如此翻译，与教材编纂者的理解完全一致——“法家拂士”，教材注释为：“法家，有法度的世臣。拂士，足以辅佐君主的贤士。拂，同‘弼’。”
这样，我们看到，就该词的独立意义说，此解无可非议；然而该词出于儒家文章的特定语言环境中，出于儒家学派“亚圣”之口，那末就不能不令人注目。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但见众口一词，如出同辙。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尊重，故提起如下辩难——
首先，要弄清“法家拂士”的真正意义，必须将其放在具体文章中去考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文章以“舜”、“傅说”等六个古贤士的成才、发迹的雄辩事实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说明了“在忧患中生，在安乐中死”，人如此，国家亦然的道理。明确了这一点，那末下面的一切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入则无……，出则无……，国恒亡。”是一个因果（两件原因，一个结果）关系复句，在逻辑推理中，属全称肯定判断。“两件原因”在这里是对等（而非对立）、同一（而非矛盾）关系，共同导致一个结果。从内容上说，“法家拂士”与“敌国外患者”必须属同一个意义范畴，并且，它们的关系是对等的，同一的，而不应该是对立的，矛盾的。否则得不出任何结果。即，如前所释，“法家拂士”译为“能坚持法制的大臣和敢于谏诤的贤士”，则“敌国外患者”应为“能抵御敌国外来入侵的良将”。如此理解，显然与该文中心思想相抵牾。即，“国内没有能坚持法制的大臣和敢于谏诤的贤士（是忧），国外没有能抵御敌国外来入侵的良将（是忧），国家往往会遭到灭亡。”此显然与原文题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相悖。
从另一角度看，即就五省区和教材注释说，虽则前后“两件原因”属同一意义范畴，但却是一对对立矛盾概念，即：（没有）能坚持法制的大臣和敢于谏诤的贤士（是为忧虑），与“（没有）敌国外患”（是为安乐）相对立，相矛盾，此则既推不出“国恒亡”的结果和判断，也得不出任何结论来。
那末，是原文作者的“引喻失义”，抑或是后来诸生的唯圣为尊抑或为尊者讳抑或“望文生义”苟且涂附？
其次，要明确这一点，也许并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前人有言，“知人论文”，现在还是让我们来拜访一下原作者吧。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战国时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提出“民贵君轻”说，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不嗜*”，坚持“不虑而知”、“万物皆备于我”的认识观。孔门儒家思想的继成者，史称“亚圣”。
作者生活年代适值周室东迁之后，春秋战国诸侯割据之时。政治上，“不诎于诸侯”，“并天下，凌万乘”，群雄逐鹿；思想上，“谋夫说客”，“非连横而合从”，百家争鸣；军事上，“争城以战，*人盈城，争地以战，*人盈野”；文化上，九流横溢，“击剑扛鼎”，披靡所向，置死地而后生。孟子生时，前有李俚、商鞅、申到和申不害猖狂“狙截”，后有荀卿、韩非子死死“围追”，（且不说墨儒斜刺而来的冷箭热枪）儒法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仁者无敌”；法家则坚持“法治”，主张“王霸”、“王道”、“成相”为为君治国之道。儒家主张“法先王”，提出“性善”说；法家则主张“法后王”，提出“性恶”论。孟子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亡亡国之论；韩非（注意，韩虽则与孟子生不同时，而他却是与孟子大抵同时或稍后的荀子的学生，且为自李俚、商鞅以来特别是荀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则有47条国家可亡之道的《亡征》之析，然无一相合，格格不入。仅此可见儒、法不共戴天之一斑。
鉴于此，“法家”不可能指“坚持法制的大臣”，而是儒家的对头——即通常意义上的法家。
再看“拂士”。
先看“拂（读fu）”：（1）拂拭，掠过（有关注释，除另有说明外，均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2）甩动，摆动。（3）违反，违背。如《礼记、大学》：“是谓拂人之性”。此三个义项，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即改变事物原貌、破坏其本来形态乃至反影响于某种情势的一种运动（包括思想行为），或称逆向运动。扼言之，“动，逆动”。与“拂”结合构成的词，诸如拂拭、拂尘、拂衣、拂袖、拂过、拂戾、拂拂、拂向、拂悟、拂晨、拂晓、拂煦、拂舞、拂夺，乃至拂庐、拂（拂懔、拂临、弗林）、拂云堆，除拂子茅、拂多诞等专有名词外，余均有“扰动、除却、反打、悖举、逆行、违忤”意，即“动，逆动”的意思。
《康熙字典》亦作此解：“拂（敷勿切）”，“过击也”，“击而过之也”，“去也拭也除也”，“矫也逆也”。而单单“拂士”之“拂（读者bi）”，同“弼”，诸家同为一说，同援一例，且源出于《孟子》本篇，则令人置疑，也不足为证。首先，这里的“拂”已经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行拂乱其所为”的“拂”（而孟子又正是在同一文章中使用这个概念的），并且与《辞海》中拥有三个基本义项之“拂”的本意截然相反，岂不惑乎？
因为有“拂”同“弼”说，所以现在有必要再看看“弼”：（1）矫正弓弩的器具，引申为纠正，辅佐。（2）违背。《书、益稷》：“予违，汝弼”。孔传：“我违道，汝当以辅正我。”后因称纠正过失为“弼违”。如《汉书、韦贤传》：“其梦如何？梦我王室；其室如何？梦我王弼。”颜师古注：“弼，戾也。言梦争王室之事，王违戾我言也。”另见《晋书、武帝纪》：“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
《辞源》对此不作甚解。《康熙字典》释“弼”为古文“”（引号中为古字，见如上字典）演变而来。《说文》：“本作舌也。舌柔而弓刚，以柔从刚，辅弼之意。”《尔雅、释诂》：“傅也。”注：犹辅也。《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越语》：“憎辅远弼”。注：相道为辅，矫过为弼。又，戾也。如《前汉、刑法志》：“君臣故弼兹谓悖。”注：弼犹相戾也，悖惑也。
由此可见——
1、“拂”、“弼”都有“逆动、违背”的意思，故有通同之说。然二字之“逆动、违背”存在质的区别。前者的基本意思是“矫”；后者的基本意思是“矫正”。前者为一般意义上的“逆动、违背”；后者则为非常意义上的“逆逆动，逆违背”，即“弼违”，具有再否定的动势。故未宜通同。否则即有失之毫厘千里之谬。
2、“弼”的一般意义为“辅佐、辅助、辅从”，只有作“悖戾、违背”讲时，才有可能同“拂”。“拂士”之“拂”同“弼”，即使通同，也是“弼”与“拂”同，而非“拂”与“弼”同。具体地说，是“弼”具有“违背”意时，才与“拂”同，而“拂”不作“辅佐”讲，故不能同“弼”。换言之，“弼”的本义为名词，可引申为“矫正、辅正”乃至“逆违背—违背”；反之，而“拂”则无此能。
3、“拂”的一般意义为“动，逆动”，作“违背”讲。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当表达“辅佐”之类的意思时，则不用“辅拂”，而用“辅弼”。如《国语》：“昔吾先王世有辅弼之臣，以能遂疑计恶，以不陷于大难。”当表示卓有成效的“辅佐”时，则用“弼亮”、“良弼”。如《书、毕命》：“弼亮四世”；如《书、说命上》：“梦帝赉予良弼。”
4、在规定情境中，“拂”可与“弼”同。如《书》：“有能君之命，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弊，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很显然，这里的“拂”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拂（违背）”，而是指国是辅佐性质的“逆违背”行为，或称具有“逆违背”性的国是辅佐。此为“君”、“君”、“反思”、“除君”之“拂”，而此“拂”又是以“足以成国之大利”（孟子云，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也）的“功伐”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拂”才有可能同“弼”。然而在《孟子》中，无论是就作者的思想指向看还是从该文主旨和语言环境说，则“拂士”之“拂”同“弼”之可能性均应排除。况且，“拂”与“士”结合，表示“辅弼之士”，在汉以前，仅此讫无再见。
最后，看“‘拂’同‘弼’”的出处，即一千七百八十多年前赵太常赵歧始用此说，他在《十三经注疏、孟子章句》中所注：“法家，法度大臣之家，拂士，辅弼之士。‘拂’同‘弼’。”一般说来，孟子时代及以前诸如《春秋》、《论语》、《三礼》、墨、荀等尚不见有此用者。况当时已有“弼”字，无须“拂”字相假。如《尚书大传、虞夏传、卑陶谟》：“古者君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如荀子《臣道》：“从命而不拂。”即使与赵歧大抵同时的《汉书》，也不将此二字相假，如前例：“梦我王弼”。
二字相假系赵歧沿袭西汉司马迁之牛后，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无辅拂何以救哉？”即使在这时，“拂”仍有“动，逆动”，亦即“违背”于敌，奉迎、辅赞于君之意，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辅佐”，或称“辅弼”。从内容上说，取的是“辅佐治乱（即‘弼违’）”意，就构词方式言，“拂”临时借用作“弼”，为的是避同声，用破读，通“弼”音。
综上所述，“法家”，“法度大臣之家”，“拂士”，“辅弼之士”。“拂”同“弼”。此种解释自赵歧始（清《康熙字典》亦作此解，亦援此例，且说明：“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见’的古书。”此解恐系也为引用了“始见”的古书——赵歧的《孟子章句》而来）。严格地说，前不见经传，后未有来者。若从历史角度考察，这位距孟子之后不足四百年的东汉经学家，沉浮宦海刺史、议郎、太常之职，且厕身党锢，对《孟子》作如是解，当是可以理解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