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子语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源自《孟子》一书，原文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君子在贫困之时，要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洁身自好；在显达之时，则要让天下都受益，并走上善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企业妥善处理好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在企业还在为生计发愁的创业阶段，要守得住法律和伦理的底线；当企业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之后，则要具备担当意识，具有“兼济天下”的胸怀。
一、忠恕之道
孟子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与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一脉相承的。孔子曾经对自己的学生曾子说：我的思想是贯通一致的。曾子应承道：是的。孔子走以后，其他学生问曾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曾子回答说：老师所讲求的，不过是“忠”和“恕”罢了。（注：出自《论语·里仁》。）
那么，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周礼·大司徒疏》中指出：“中心曰忠，如心曰恕。”所谓“中心”，即心在中央，对自己没有偏袒之意，时时刻刻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规范；所谓“如心”，就是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待，倡导的是换位思考的意识。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意思是，自己尽心尽力了就叫做“忠”，推己及人就叫做“恕”。可见，儒家推崇的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且能由己而人，即君子应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最基本组成单位的企业也需要具备这种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于1923年由谢尔顿（Oliver Sheldon）提出。一般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或应尽的义务，具体表现为：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进行决策时，除了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或企业本身的利益之外，还应适当考虑与企业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利益群体及社会的利益；除了要考虑其行为对自身是否有利之外，还应考虑对他人是否有不利的影响，如是否会造成社会公害、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开始关注社会福利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包括消费者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在内的社会责任运动，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提出要做“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强调企业与个人一样，都是社会的公民，应全面考虑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关注并主动承担各种社会责任。1997年，社会责任国际的前身——美国经济优先认可委员会发布了SA8000标准（即社会责任标准），旨在通过制定和实施社会责任标准，促进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增进劳资双方的理解。2000年，根据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倡议，建立了全球契约组织，号召企业界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等方面的10项基本原则，并且每年发布一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从发达国家推向全球，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受到中国企业的关注。2014年，中国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1 526份，其中，国企发布报告占60.4%；有上千家中国企业通过了SA8000标准审核；有200多家中国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组织。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企业是社会的器官，应与社会协调发展。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企业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二、穷则独善其身
在许多人看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是“达”，“穷”则似乎可以免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这些人狭隘地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捐赠、扶贫、建希望小学等慈善事业。“穷则独善其身”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的要求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以牺牲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前提。
1.君子固穷
据《论语》记载，孔子一行曾经在陈国断了粮，随从的人都饿得生病了。子路很不高兴，...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能否“固穷”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完善、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的提升，“固穷”则是对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要求，企业的任何活动都不能逾越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美国管理学者卡罗尔等人所持的是广义的概念。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20多年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卡罗尔于1979年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四个部分。卡罗尔认为，经济责任是指企业必须盈利，给*以回报，这是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是实现其他更高层次社会责任的基础；法律责任是指企业必须依法经营，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法律的相关条款；伦理责任是指企业的各项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不能做违反社会公德的事情；慈善责任是指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为社会的繁荣、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最高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卡罗尔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之中，经济责任所占比例是最大的，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依次向上递减。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则是一个与企业经济责任相对应的概念，强调企业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必须采取行动以保护和改进公众利益。
卡罗尔将经济责任归入企业社会责任，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几乎囊括了企业所有的责任，基本与企业责任等同起来，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过于庞大，一定程度上模糊乃至掩盖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可能出现的矛盾。即便如此，他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首先，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以经济责任为基础，如果企业自身都经营困难、无以为继，也就很难指望它能够承担慈善责任了；其次，社会责任具有层次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慈善责任，它还包含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这就意味着，当企业实力还很弱小的时候，它可能无力履行慈善责任，但它必须履行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这是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固穷”需要谨守的底线。
2.穷不失义
孟子主张“穷不失义”（《孟子·尽心上》），君子要“穷”得有骨气，正所谓“富贵不能淫”（《孟子·滕文公下》）。在创业初期或遭遇困境的时候，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必须有底线，发展不能成为企业无视法律、违背伦理的借口。这也意味着，企业的发展不能以给各种利益相关者带来外部不经济为代价。
事实上，确实有这么一些企业，它们的发展建立在大量资源被掠夺性开采、环境遭到破坏、员工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企业，也不乏乐善好施之举，比如，捐资办学，救助孤寡老人，捐献救灾资金等，但这些企业在承担慈善责任的同时，却在更大的程度上破坏着社会公众的利益。
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履行社会责任不是高调地从事各种慈善事业，而是致力于减少乃至消除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外部不经济，与履行慈善责任相比，减少外部不经济更加迫切。实际上，这一要求不仅有助于改善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而且有助于企业由“穷”而“达”加快发展。在一个“他律”越来越强的时代，企业一旦跨越某些底线，不仅无法迅速发展壮大，而且可能面对来自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这种“他律”来自多个方面，具体包括：政府的法规及监管越来越严格；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视，并通过采购供应链传导到上游的供应商；媒体及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越来越普遍；消费者绿色消费浪潮兴起等。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起了著名的“反血汗工厂运动”。1991年，美国大型牛仔裤制造商李维斯的海外工厂监狱般的工作环境被媒体曝光，成为“血汗工厂”的典型。为挽回公司形象，李维斯草拟了世界上第一份企业内部生产守则，引发了众多跨国公司制定企业内部生产守则的潮流，并为此设置了专门的机构，配备了专职的人员，负责在公司内部及其供应商、分包商中落实这一生产准则。从90年代中期开始，耐克、沃尔玛、家乐福、麦当劳等跨国公司对其中国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核，一些表现较差的供应商因为未能通过跨国公司的“查厂”而失去订单。这些供应商过去以牺牲社会责任来降低成本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有的企业甚至被迫关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也从不同侧面，以法律责任的形式，强化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杜邦和飞利浦两家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堪称楷模。杜邦公司要求所有的员工都记住一点：“尽量不要在地球上留下脚印”，这句话强调的是：其一，尽量少用不可再生的资源；其二，将排放物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不对环境造成伤害。废弃物减量和资源再生利用成为杜邦公司环境管理的重点，杜邦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家追求污染物排放零目标的企业，并因此获得了联合国的嘉奖。飞利浦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每种产品都必须比竞争对手更加环保、节能，比如，其节能照明产品能够节省40%的电能，部分产品甚至能节省80%的电能。
3.任重道远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些有志于将企业做大做强并希望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同样需要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们任重而道远。
守住法律、伦理的底线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履行慈善责任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高层次要求。一个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固然值得人们尊重，但如果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履行慈善责任的过程，则更加值得人们景仰。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履行慈善责任的能力最终取决于企业履行经济责任的能力。一些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追求企业的社会声誉，甚至好大喜功，过多地承担了与自己的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慈善责任，对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在《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一书中，彼得·德鲁克用一整章的篇幅，专门来讨论“社会责任的限度”。（注：参见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第一部），第26章，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他认为，对企业家来说，仅仅做好企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好事。然而，为了做好事，首先必须做好企业。如果忽略其自身的经济承受力而承担超过自身能力的社会责任，企业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如果企业因为承担社会责任而削弱了取得成就的能力，是最不负责任的。把企业做好，是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的基础和前提。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领导者之所以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肩负着将企业做大做强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需要有博大的胸怀，在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具备一种与社会大众分享的意识。
三、达则兼济天下
如果说“穷则独善其身”关注的是消除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对利益相关者的外部不经济，那么“达则兼济天下”关注的就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自己经营管理的成果，通过从事慈善活动，促使财富向更需要它的人转移，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帕累托改进。
1.人皆可以为尧舜
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精神的企业领导者，既能够潇洒地直面十分激烈乃至异常残酷的市场竞争，又能够心平气和地品味从事慈善事业带来的那份宁静与满足。能够“达则兼济天下”的企业家，必定是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强者。
孟子曾经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观点。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这一观点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只要努力，企业就有做大做强的可能；另外一层含义是，在成功之后，企业家要像尧舜那样，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在列举了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几位出身卑微，但历尽千辛万苦而终于担负起天下大任的历史人物之后，孟子总结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要想做一个成功且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必须在心志、学识、身体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经受住各种严峻的挑战。
2.为生民立命
张载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其著作被明清两代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对后世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张载系陕西凤翔横渠镇人，又长期在横渠讲学，因此被世人称为“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被称为“横渠四句”，它既反映了张载本人毕生的追求，也体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其中，“为天地立心”关注的是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礼”等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为生民立命”关注的是天下苍生的安身立命问题；“为往圣继绝学”关注的是对先贤智慧的传播；“为万世开太平”关注的是万世的太平基业，强调整个社会的永续发展。
在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与“横渠四句”类似的表述，强调的都是个人应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比如，孔子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非常赞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北宋名臣范仲淹则在《岳阳楼记》一文中大声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卷七），表现出非常博大的天下观。
对于有觉悟的企业家来说，“为生民立命”是他们大力从事慈善事业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他们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的有效途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曾经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内基具有传奇般的成长经历，他从一个不名一文的苏格兰移民，成长为与洛克菲勒、摩根并列的美国企业界三巨头之一，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又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在自己的弟弟、母亲、得力助手等人一个接一个不幸去世后，卡内基开始反思财富的价值，并在1900年毅然以5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一手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卖给了摩根。此后，一直到1919年去世，卡内基始终致力于实施自己将财富奉献给社会的计划，先后设立炼钢工人救济和养老基金、舍己救人者基金、大学教授退休基金等一系列基金，捐资兴办了3 500座图书馆，在他的第二故乡匹兹堡创办了卡内基大学。1911年，年迈的卡内基夫妇在精力不济时，仍用仅剩的1.5亿美元设立了卡内基公司，专门从事捐助工作。卡内基受东方传统的影响很深，孔子的学说和佛经对他从事慈善事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08年6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英国BBC访问时宣布，不再担任微软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而出任非执行主席，每周只花一天时间为公司工作，同时，将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尽数捐给名下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点都不留给自己的子女。盖茨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式回馈社会。盖茨对慈善事业的关注源于1993年他与父亲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琳达等人到非洲旅游的经历，当地人的极度贫困深深地震撼了盖茨的心灵。很快，他就投入9 400万美元建立了基金会。基金会的慈善捐赠范围主要集中在全球卫生保健、教育事业、全球数字图书馆、微软公司所在的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慈善事业等四个方面，其中，全球卫生保健，尤其是非洲地区的保健，一直是基金会关注的重点。盖茨夫妇为基金会制定了“15条军规”，明确要求基金会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应该视受益方为尊贵的合作伙伴，对他们保持最高的尊重。
李嘉诚的表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解释了这些富豪之所以热衷于慈善事业的原因：“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让更多的人受到关怀。”（注：转引自长江：《李嘉诚：内心的富贵是真财富》，载《理财》，2006（1）。）李嘉诚本人长期捐助教育、医疗等事业，在他捐助的众多项目上，他从未要求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多年来，李嘉诚致力于打造李嘉诚基金会，甚至将基金会视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而基金会的最大使命就在于：推动社会建立一种奉献文化。
3.以德报德
“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是孔子的主张，古人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的情怀。
“结草”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春秋时期，秦桓公出兵讨伐晋国，晋将魏颗与秦将杜回展开厮*。正当胜负难分之际，突然有一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杜回这个大力士，使他摔倒在地，被魏颗俘虏，晋军获胜。当天夜里，魏颗梦见那位老人，老人告诉他，自己是被魏颗嫁出去、而没有给魏颗的父亲陪葬的那个女子的父亲，专门来报答魏颗的大恩大德。原来，魏颗的父亲魏武子是晋国的大夫，有一位没有生儿子的爱妾。魏武子刚生病之时，嘱咐魏颗，说在自己死后，将这位爱妾嫁出去；到病重之时又对魏颗说，一定要让她为自己殉葬。魏武子去世后，魏颗将父亲的爱妾嫁给了别人，因为他认为，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昏迷不清，所以要依从父亲神志清醒之时的嘱咐。
“衔环”的典故出自《后汉书·杨震传》之注引《续齐谐记》。杨震的父亲叫杨宝，杨宝年少之时，曾见一黄雀为老鹰所伤，掉到树下又为蝼蚁所困。杨宝心生怜悯，将黄雀带回家中，精心照料，直到黄雀伤好飞走。当天夜晚，就有一黄衣童子向杨宝拜谢，称自己是西王母的使者，为杨宝所救，为表谢意，以玉环四枚相赠，可以保佑他的子孙位列三公，并且为政清廉，像玉环一样洁白无瑕。后来，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四代均官至太尉，且都刚正不阿。
“以德报德”、知恩图报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许多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因。毫无疑问，企业家纯粹出于慷慨而从事慈善事业固然高尚，但如果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从事慈善事业，同样值得尊重。对于一些西方企业而言，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并非出于慷慨而参与慈善事业，而是为了在利益相关者中积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以便获得社会公众的好感，从而提升企业及其品牌的形象，这种慈善行为可以称为策略性慈善。也就是说，企业在慈善事业上的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能够给企业带来社会和财富的双重效应，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能够为企业从事慈善事业构建一个良好的“以德报德”的外部环境，就能够促成一种有助于实现良性循环的双赢局面；对于企业而言，则需要从战略的层面致力于规划其慈善方面的投入，以提高这一投入的产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