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
《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所载《说明》
接下来填写的是解放后至建所前的工作成果。这个时期的成果，柳陞祺只填了一种，题目是“藏族史讲稿”，括注“与王静如合作，为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授课用”，性质为“专著”，署名“柳陞祺”，完成日期“1956年”，处理情况“由中央民族学院于1957年打印”，字数（千）“全部讲稿共100；本人负责部份，近90”。这部由民院研究部于1957年3月作为内部参考印行的打字油印本《藏族史讲稿》不太常见，就连柳陞祺自己后来在1986年4月15日填写的表格《本人从事藏族历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成绩（包括论文、著作、教材等）》（《我的学习研究历程》的附录，2008a，792-793页）中都将其误记成《西藏历史概要》（792页）。
孔网上拍过一张民院1957年的《已完成的重要科学研究题目卡片》，所填题目其实就是这部《藏族史讲稿》。从字体上看，这张卡片是王静如（1903-1990）和柳陞祺合填的，下文除了特别括注出“王字”的部分外都是柳字。两人当时所属学校校名是“中央民族学院”，所属系、教研组为“研究部第二室藏族史教研组”（前六字是王字）。王、柳负责研究的题目是“藏族史（讲义）”，这个题目的科学门类为“历史”，*为“王静如教授”，执行人为“王静如教授 柳陞祺讲师”，开始日期是“1956年8月”，计划完成日期和实际完成日期都是“1957年1月”。研究目的是：“希望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藏族形成、藏族社会发展和对祖国成长中的贡献，直到解放止的历史作一初步的整理和编写。”研究内容、方法和推行情况是：
兹将藏族史暂分为三个时期，分工负责如下：
1. 第一个时期（远古至9世纪末）自藏部族形成，吐蕃国家兴起，与大唐及印、尼等关系，王室、贵族与奴隶间之斗争，到吐蕃奴隶社会瓦解止。
（以上由王静如编写）
2. 第二个时期（约自9世纪末至19世纪初）自吐蕃奴隶社会瓦解，进入封建，又寺院 集团兴起，格鲁巴取得领导权，藏族与祖国各族关系的发展并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经过。
3. 第三个时期（约自19世纪初至1951年）自清中叶祖国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起，藏族一面反对外来侵略，一面反对祖国反动政权下民族压迫的斗争，直到祖国大陆解放止。
（以上由柳陞祺编写）
《藏族史讲稿》
这个研究题目的主要结果（说明在学术上和国民经济上的意义）是“对藏族史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整理和简述”（王字），发表或推广情况是“已打印，约九万余字”（王字）。这个“已打印”，指的应该就是1957年3月的打字油印本《藏族史讲稿》。主要参考资料为：“1.藏文有敦煌藏文残卷及史书；2.汉文重要典籍；3.主要的英、法文著作等。”题目负责人签名“王静如，柳陞祺”（王字）。
《调查表》最后填写的是解放前的工作成果。这个时期的成果有两种，都是用英语写的。第一种的性质为“论文”，署名“Shenchi Liu”，完成日期“1948年”，处理情况“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于1948年6月5日，12日，19日三期陆续发表”，字数（千）“约12”。这篇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很多人包括柳陞祺本人在内常将汉语报名写成《密勒氏评论周报》）分三期发表的论文，其实每期的题目都有不同，《调查表》所列只是第1期的题目。另外，《调查表》虽然准确地列出了发表日期，却没有列出卷数、号数和页数。完整的刊发信息可查（据周运查阅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以及“历史报纸：中国近代英文报纸库1832-1953”网站所收电子版）。
其中第一篇还有朱正明的汉译，题《英国侵略西藏简史》刊于《亚洲世纪》第3卷第2、3期合刊（1948年9月1日）21-23页。第二种的题目为“西藏与西藏人”，括注“与沈宗濂合作”，性质为“专著”，署名“Shenchi Liu”，完成日期“1952年”，处理情况“美国斯丹佛大学出版社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年出版”，字数（千）“约100”。柳去世后，柳晓青将此书译为汉语，题《西藏与西藏人》（2006，2014b）出版，邓锐龄审订并作序。汉译本前面有柳家保存的该书稿本的照片两张，这部稿本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上面还有钢笔所做的校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汉译本删去了美国汉学家戴德华（George E. Taylor, 1905-2000）的前言（Foreword；作于1952年2月2日），沈宗濂和柳陞祺联合署名的序（Preface；1952年3月19日作于加州的圣罗莎[Santa Rosa]），以及书后的附录（Appendix, pp.191-193）、荐读书目（List of Books for Recommended Reading, p.194）和索引（pp.195-199）。戴德华当时正主持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远东与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戴曾请苏俄蒙古学权威鲍培（Nicholas Poppe, 1897-1991；汉名亦作包培）至华大任教。蔡美彪（1928-2021）《忆包培》一文误将戴名写成“Tyler”（《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379页；《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1版，84页）。
不过我有点怀疑邓是否做过彻底的审订，因为译文中有相当多的问题。我只从第二部分（Part Two）《回顾西藏的今昔》里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比如原书19页说藏族源出猕猴王（The Monkey）和岩魔女（The Mountain Ogress）的故事据说起源于雅砻，而这就是为何雅砻的重镇被称为泽当（因猕猴王曾于该地教藏人祖先做游戏，所以藏语称该处为Tse[游戏]-Thang[原野]）的缘故（This story is said to have had its origin in Yar-Lung, and this was how the principal town there came to bear the name Tse-Thang）。但是汉译却翻成“据说这个故事源自雅砻平原，后来这个重镇又被称为泽当”（2006，2014b，30页），显然没有捋清句中单词的语法关系，把雅砻（Yar-Lung）和雅砻（there）的重镇（the principal town）的区别表达出来。再如讲藏族的印度起源说时，原书同页提到一系列古代印度的专有名词，比如“俱卢族”（Kauravas）、“班度族”（Pandavas）、“胜军王（波斯匿王）”（Prasenajit）和“离车族”（Licchavi；原文误作Lacchavi），由于不知道梵语的构词法（Kaurava和Pandava是名词Kuru[俱卢]和Pandu[班度]的形容词形式，分别表示“出于俱卢的”和“出于班度的”，换言之就是俱卢族和班度族的意思），不熟悉古代汉译佛典的译名，汉译本遂生造出既不准确也不雅训的“阔拉瓦斯”“潘达瓦斯”“普拉桑那吉”和“拉恰威”等译语（2006，2014b，31页）。此外的错误和问题还有不少，以后可以专门写篇文章来谈谈。
据柳陞祺写于1969年7月的“文革”交代材料（据柳晓青《淡定人生》，2008b，23页）《关于在蒙藏委员会拉萨办事处期间的回忆》（简称《回忆》，2008a，761-774页），《西藏与西藏人》出版时，他已于1952年从印度回国进民院研究部工作。当时在印度读书的胡继藻（生卒年不详）给他寄来两本样书，书名页上印的沈宗濂和柳陞祺的汉语姓名都被擦去。胡在随书发来的信中说，原来还有一篇序文（指戴德华的前言），因为有些话与事实不符，所以他撕去了。收到书后，柳并未发现有何问题，只注意到全书的内容都是他写的，而沈宗濂许诺要写的社会经济部分则一字未动。他留一本自存，另一本上交研究室领导。直到胡又寄来两本样书，这回保留了戴德华的前言，柳才发现戴竟然说书是沈写的（原文充满了“the book by Mr. Tsung-lien Shen”，“his book”，“his description”这样的用语），而他柳陞祺只是助手，顶多提供了关于西藏近况的消息而已（In writing this book, Mr. Shen had the able assistance of a well-known Chinese scholar, Mr. Shen-chi Liu. Mr. Liu went to Xizang as Mr. Shen’s secretary and stayed on there two years after Mr. Shen’s departure in 1947. He collaborated in the research and is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on the mor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Xizang. He is an excellent scholar.）。显然，戴的这些话只能是得自沈本人。以前对自己不错的老师和上司竟然暗中做出这样的事，柳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据柳晓青写的《译后》，《西藏与西藏人》汉译本出版前，柳家人曾托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 1928-；十四世达赖的二哥）和邢步有（即邢肃芝，1916-2014）在美国寻找沈宗濂后人以商谈出版事宜，结果找了两年都没有结果（2006，255-256页）。
胡继藻据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和社会学的双学士，被邢肃芝聘请担任拉萨小学（1946年春开学）的教务主任（邢肃芝《雪域求法记》初版[见下]，309、321-322页；同书修订本[见下]，330、339-340页），与柳在拉萨时应认识。《西藏与西藏人》原文176页和177页有一位“C. T. Hu”提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刻本和九世班禅喇嘛致安钦呼图克图（An-Chin Hutukhtu）信的照片。“C. T. Hu”我觉得就是胡继藻姓名韦氏拼音形式（大约是Hu Chi-tsao这个形式）的简写。《西藏与西藏人》汉译本只收入第二张图，但在翻译“C. T. Hu”时由于没能认出他就是胡继藻，所以只能写作“C. T. 胡”草草了事（2006，2014b，120页）。
顺便提一句，《调查表》列出的以上七种成果，除了《藏族简志（上编）》和《藏族史讲稿》之外，其余五种正是《履历表》“著译题目（如系代表性著作包括国外发表的论著请注明）何时出版或发表于何刊物”一栏所列的五种著译作品。关于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三篇文章，《履历表》特别提到“印本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上缴，卷期、年月记不太清”。确实，《履历表》不仅写错了《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汉双语题目（《密勒氏评论周报》和China Critic），还写错了文章的副标题（A Study of Their Triangle Relationship）和发表年代（1947）。此外，《履历表》还写错了《西藏与西藏人》的英语书名（少写了一个the），并且把《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的出版时间误写成1964年。
伯戴克的书评
《西藏与西藏人》出版后，有不少人写过书评，其中伯戴克所写值得注意。这篇书评刊于罗马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的所刊《东与西》（East and West）1954年1月第4卷第4期（Vol.4, No.4[January 1954], pp. 301-302）。伯是以学术上严格的原创性来衡量沈柳二人的这部通俗之作的，所以他给出的总体评价不是很高。在讨论《西藏与西藏人》的同时，伯戴克还评述了哈雷尔（Heinrich Harrer, 1912-2006）的两本德语新书，也就是《西藏七年》（1952；比《西藏与西藏人》早出版一年，柳晓青《译后》误将二书当成同年出版）和《我的西藏像册》（1953a）。
哈雷尔
哈雷尔（柳陞祺译作“哈拉”）是奥地利的登山家，“二战”开始前与同国人奥夫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 1899-1974；柳陞祺译作“奥夫施耐德”，图十九）正在印度从事登山运动。战争开始后，他们作为敌侨被关进印度的拘留营。两人后来从拘留营逃出，辗转西藏西南、西北各地，于1946年1月15日到达拉萨。二人初到拉萨时，柳陞祺曾代表陈锡璋（沈宗濂已于1946年元旦返回内地，陈任代理处长）转交他们一张一千卢比的支票。两人被允许在拉萨居留后，柳与他们时常有往来。在柳写的多篇文章中，比如《西藏政变实录》（1947）、《回忆》和《当年在拉萨的几个外国人（访问纪要）》（2008a，775-777页，简称《访问纪要》）中，对他俩的活动和个性都有生动的描述。简单来说，奥夫施奈特年长（四十余岁），沉静，喜独处，勤于工作，而哈雷尔年轻（三十多岁），好动，爱交际，兴趣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