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夫施奈特
“二战”开始后，正在印度做研究的伯戴克因为意大利人的身份也被当作敌侨抓起来，与奥夫施奈特和哈雷尔关在同一个拘留营里，是旧相识。他的书评虽然简短，但具有代表性，试译全文如下（图二十，图二十一）：
战争期间我被拘押在印度的时候，我仍然记得有几个德国朋友（引者注：与奥夫施奈特和哈雷尔一起越狱的还有几个德国人，而且当时奥地利已经并入德国，所以在外人看来奥与哈也都可以算是德国人）在我们几人的建议和帮助下为越狱悄悄地做着高效的准备工作。但是唯一真正成功逃脱的是奥夫施奈特和哈雷尔。他们俩是参加过1939年攀爬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的登山家。1944年4月从台拉登（Dehra Dun）的拘留营逃出后，他们两人分别抵达西藏边境，然后又一起在西藏西部辗转多时才来到拉萨，并在那里很快得到西藏政府的雇用。这两个朋友在西藏一住就是七年，直到达赖喇嘛于解放军进藏前出走春丕谷（Chumbi Valley）时方才离开。奥夫施奈特后来留在了尼泊尔，而哈雷尔则回到了欧洲，还出版了他的西藏冒险回忆录《西藏七年》（Vienna, Ullstein Verlag, 1952, pp.267）。这是一个关于一场没有任何装备、资金和援助的长途旅行，关于沉静而坚毅的勇气，关于仅仅依靠不可征服的对自由的渴望和绝不回到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去的坚定决心才能跨越的可怕障碍的叙述简洁令人惊奇的故事。有关在拉萨的居留，与西藏政府的往来，以及与少年达赖喇嘛从逐渐熟悉到甚至结成友谊的记述，读起来引人入胜。作者并非学者，虽然他能说一口很溜的藏语。有时他会略显肤浅，但是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奇异的风俗有善意的理解。除了这个叙述精彩，令人惊奇的故事所呈现出的人情味之外，我们还在这里得到重要的史料，因为作者是[引者按：此处略去几字]西藏最后岁月的见证者，可能也是古代中世纪喇嘛教治下的西藏最后岁月的见证者。这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它一流的照片材料，所有这些都是哈雷尔本人拍摄的。这些照片构成了一个有关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西藏，有关其*物，有关其绚烂繁华场景的真实画廊。
一些未被《西藏七年》采用的照片材料，与1939年舍费尔（Schaefer，引者按：指Ernst Schäfer, 1910-1992）探险队的其他一些照片以及更多不同来源的照片一起，都刊布在哈雷尔的第二本书《我的西藏像册》（H. Harrer, Heering Verlag, 1953, pp.226）中。正如预期的那样，它比第一本书要差很多。兴趣都集中在这些照片之上，其中一些非常精美，而另一些则带有明显的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趣味。书中文字部分出自沃尔特雷克（Heinz Woltereck）之手，这是一篇关于西藏的通俗描述，材料显然是来自哈雷尔的回忆和平常的标准著作。
与哈雷尔同时在拉萨的还有一个中国文人沈宗濂先生（Mr. Shên Tsung-lien），他的身份是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1944-1947）。像大多数的中国高级官吏一样，沈先生没有费工夫去学藏语。后来他去了美国，与他的前任秘书柳陞祺（[Liu Shên-chi]他是懂藏语的）合作出版了一本小书《西藏与西藏人》（T. L. Shen and S. C. Liu,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X, 199）。这是一部价值不均衡的作品。关于地理和历史的章节（引者按：指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辑自平常的标准著作，既缺乏独立性，又充满过时的陈述（比如说，根据一个不存在的stod-bod解释吐蕃一名的起源，鄂多里克[Odoric of Pordenone]曾经到过拉萨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错误。名字的拼写十分随意，经常还拼错了，有时可以感到汉人说藏语时错误发音的影响。一般来说，书中一方面严重缺乏与西方研究的接触，另一方面又严重缺乏与西藏传统和典籍的接触。关于喇嘛教和达赖喇嘛的章节（引者按：指书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则是大量依据贝尔（Bell[引者按：指Sir Charles Bell]）的作品。稍有独立价值的是关于西藏政府的记述（引者按：指第五部分的部分内容），但即便在这里，两位作者也没能深入更多的细节。这未免有些遗憾，因为两位作者所在的职位使他们本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看这个系统的运行，旧时的西藏行政机构现在正在成为过去。好一些的是关于拉萨的日常生活和西藏的宗教节庆的章节（引者按：指书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也就是最后的两个部分），它们是以个人的经历为基础写成的，含有一些新的和有趣的观察。附录最为有用，它给出了1951年5月23日汉藏协议的正式文本（引者按：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书中所附大量照片多少有些模糊，但却十分有趣。我想特别提请大家注意那些描绘拉萨新年庆典的照片，以及某些最近在共产党治下的拉萨拍摄的照片。
伯戴克对沈柳二人未能就西藏地方政府的运行体系提供更多细节的批评其实并不公正，因为从柳根据当时搜集到的资料完成于1947年（或1948年，见下文）的稿本《西藏政治》（2008a，425-476页）来看，很多材料并没有被放进《西藏与西藏人》（《我的学习研究历程》》提到“原稿远比发表的要多”），可能是为了照顾书的通俗性罢。
《西藏七年》有格雷夫斯（Richard Graves）的英译本（1953c；我使用的是友人王东辉的藏本），近藤等（姓近藤，名等）根据这个英译本重译的日译本（1955；我使用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初版三刷和四刷），以及同样根据英译本重译的汉译本（1986c）。近藤的日译本是节译，删去了不少内容。比如有关图奇的以下这段（1953c, pp.195-196），凡是放进括号的有关地球形状的诤论文字在近藤的日译本（1955，164-165页）中都不见了：
住在拉萨（引者按：日译本作西藏，误）的五年间，我见过的外国人不超过七个。
1947年，按照英国代表处的推荐，正式请来一位叫德·里安古（Amaury de Riencourt）的法国记者。他在拉萨待了三周。一年后，著名的西藏学家图奇教授也从罗马过来。这是他第七次入藏，却是第一回来拉萨。他翻译过不少藏语典籍，刊行过很多有原创性的作品，在西藏的历史和文明方面被视为最高权威。他经常以其关于中国汉藏地区、尼泊尔、印度（引者按：日译本删掉了印度）历史的知识把这些地方的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我经常在各种聚会中碰到他。有一次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在一场有关地球形状的诤论中，他居然站在西藏人的一方反对我，让我陷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西藏传统上是相信大地是个扁平的圆盘。这个问题在聚会上引发了诤论，而我是主张大地球体说的。我的论证看似已经快要说服西藏人了，于是我就向图奇教授求助让他也来支持我。却不想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居然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还说什么在他看来所有的科学家应该不断修正他们的理论，总有一天西藏的理论同样也会被证明是真实的！所有人都咯咯直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当时正在教地理。）图奇教授在拉萨住了八天（引者按：日译本作一周），还去瞻礼了西藏第一名刹桑耶寺，然后满载各种科学标本和拉萨印经院（the Potala Press）刊印的很多珍贵典籍离开了西藏。
汉译本的语言虽然活泼流畅，但不忠实于原文，夹杂有很多译者任意演绎发挥的地方。比如在上引图奇一节的最后，汉译本就添了一段原文没有的话：“然而，听了这位教授的喋喋不休的谬论之后，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位什么学者，而是一位装疯卖傻的巫师，而且是一位来自‘文明’世界的巫师。”（1986c，251-252页）汉译本的错误也多，引用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顺便提一句，图奇此次来拉萨，柳陞祺还见过他。在《西藏与西藏人》汉译本中，收有一张图奇和柳陞祺等人的合影（2006，2014b，238页）。除了近藤等根据格雷夫斯英译本节译的日译本外，还有一个福田宏年根据1966年德语修订版完整翻译的日译本（1981）。哈雷尔在英国王家地理学会也讲过他的冒险经历，他的讲稿《我的西藏七年》（1954）可以说是一篇迷你版的《西藏七年》。
柳陞祺眼中的奥夫施奈特
奥夫施奈特1899年11月2日生于奥地利的基茨布厄尔（Kitzbühel），“一战”后去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农学。柳在《回忆》中说的“据他自称是慕尼黑大学讲师一类的教员，专业是土壤学”（2008a，770页），应该就是来自奥夫施奈特的这段经历。《西藏与西藏人》的沈、柳合序感谢过奥夫施奈特：“我们还要感谢奥夫施奈特先生为我们准备了两张地图。有了这些地图的帮助，本书中的简图才得以制作成功。”（We wish also to express our thanks to Mr. P. Aufschnaiter for preparing two maps for us. With the help of these maps the outline map in this book has been made.）准备两张地图一事，应该就是《回忆》中提到的“他还帮我画过两幅西藏简图，本来是准备在原来计划的汉文书内用的，所以也寄给沈宗濂了”（2008a，771页）。
奥夫施奈特后来回到奥地利，1973年（下文的图奇讣告作1974年）10月12日卒于因斯布鲁克。在《东与西》1976年3月-6月第26卷第1、2期合刊（Vol.26, No.1/2, March-June 1976）上刊有一篇图奇为他写的讣告，所下评语与柳陞祺在《访问纪要》中的评述（2008a，776页）十分相似，可见奥夫施奈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极为一致的。下面就把图奇写的讣告试译出来，在文中插入用方括号括注的《访问纪要》中的相似评述：
奥夫施奈特
（1899年11月2日生于基茨布厄尔—1974年10月12日卒于因斯布鲁克）
1948年我在西藏探险时，在拉萨第一次见到奥夫施奈特博士。他和他的朋友[引者按：此处friend用单数，指哈雷尔]在亚洲从事登山运动时，由于战争爆发而被俘，他们又从拘留营中逃了出来，安全地成功逃脱，在严格中立的西藏受到友好的接待。哈雷尔在负责外交事务的索康噶伦（Surkhang Shape）处找到一份工作，奥夫施奈特则被派去开发发电站的工程[常去郊区看他]。他偶尔会来拉萨，那时我就不仅能欣赏他对西藏语言和文化的精熟[每有询问，他必指教]，还震惊于他对西藏人怀有的爱意。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勤于工作]，对他遇到的所有类型的西藏人都深感同情。他完全埋首于他的工作中，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抱有兴趣。他给过我一本亲自钞写的关于西藏西部某个寺庙的指南，并在他工作地点的附近开始一些发掘工作。据我所知，这是西藏地区考古研究的首次尝试。此后，西藏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
我有机会在印度再次见到他，他在那儿为地理测绘局（Geographical Survey）工作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地理知识]。然后我在尼泊尔又遇到了他，他是作为粮农组织的官员被派到那儿的。他是农业工程师，非常有教养，富于人文雅趣。但是他身上最使我感到惊奇，也是让我最为欣赏的地方，是灵魂中的那种罕见的纯朴和温厚[为人比较融洽]，是比起活在人群中来一人独处要更为幸福这个事实[性格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群山是他真正的家，纯朴的人是他的社会。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常就这一点达成一致：对于某些天选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让自己远离现代社会的疯狂喧嚣更有价值的了。在这个社会中，精神、爱和理解似乎都消失了[他早就向往东方，不喜欢西欧]。人应该怎样活着，他是一个活的榜样，在沉默和孤独中，在反躬内省和沉思默想中，可以培养出那种对精神自由的感觉，这种精神自由是佛为受苦的众生设立的理想。作为一个能够实现这一理想的人，我认为奥夫施奈特是我在漫长的游历中有幸遇到的那些杰出人物中最有趣、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但我喜欢]。
奥夫施奈特在《东与西》上发表过的文章有：
1.“Prehistoric Sites Discovered in Inhabited Regions of Xizang”（《西藏定居地区发现的史前遗址》）, Vol.7, No.1（April, 1956）, pp.74-88.
2.“Once More: The Yeti”（《再谈雪人问题》）, Vol. 22, No.1/2（March-June, 1972）, pp. 115-117.
3.“Lands and Places of Milarepa”（《与米拉热巴有关的若干地名》）, Vol.26, No.1/2（March-June 1976）, pp.175-189.
关于奥夫施奈特的考古工作，哈雷尔在《西藏七年》中做过专门的描述（1953c, pp. 227-228）：
我现在替政府工作，为他们翻译报纸上的新闻和文章，还时不常地建个小水坝和灌溉渠什么的。我经常出城去看望负责挖沟开渠的奥夫施奈特。在开掘的过程中，他做出了一些最有意思的发现。工人会挖出一些古代陶器的碎片，奥夫施奈特把这些碎片小心地收集起来，开始一片一片地把它们拼接在一起。这么修复下来，他就有了一大批非常漂亮的瓶瓶罐罐的收藏，这些瓶罐的造型与现在制作的完全不同。他对挖到东西的工人给予奖励，吩咐他们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如果挖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立刻向他汇报。每周都会有所发现。几座古墓被打开，里面埋有保存完好的人骨，旁边摆放着碗和半宝石（semi-precious stones）。我的这位老伙计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业余爱好。他在这些藏品上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它们都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他对自己找到的这些东西感到十分自豪，他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存在早期西藏文明证据的人。他请教过的喇嘛没有一个能就他的发现有所说明，在古代历史典籍中没有一处提到存在过一个西藏人也曾埋葬死者并在墓中放入随葬品的时代。
奥夫施奈特想把他发掘的东西捐献给印度的某家考古学博物馆，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开进西藏时，我们把这批藏品小心地打好包带走了。
奥夫施奈特在《东与西》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在拉萨郊区所做考古发掘的报告。这篇文章有杨元芳和陈宗祥的汉译，题奥夫施内特著《西藏居民区史前遗址发掘报告》，刊于《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1992年2月15日，64-71、52页）。可惜译者把奥夫施奈特（奥夫施内特）当成了德国人。奥夫施奈特发掘到的人骨，后来也没有捐给印度的博物馆，而是送给了图奇的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意大利学者真纳（Giuseppe Genna）研究过这些人骨，并在《东与西》1956年4月第7卷第1期发表过研究论文“Old Skeletal Remains from Xizang（Lhasa）”。Xizang这篇文章也有杨元芳和陈宗祥的汉译，题古瑟普·詹纳著《西藏拉萨出土的古人类遗骸》，刊于《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1990年11月15日，140-149页）。
哈雷尔笔下的柳陞祺
柳晓青在《西藏与西藏人》汉译本《译后》中提过，在她任职中国国际旅行社陪团去西藏时以及留学西德时，常对外国人说起哈雷尔（她译作哈勒）在《西藏七年》（她译作《旅藏七年》）中提到过她的爸爸（2006，2014b，252页）。就我所知，哈雷尔在《西藏七年》（英译本）中一共有两次明确提到柳陞祺。第一次见于哈雷尔回忆他在拉萨时的网球球友一节：“不久，我们就召集了一大群球友。其中打得最好的毫无争议是Liu先生，驻藏办事处的秘书。然后是Richardson先生，英国的商务代表，一个身材瘦削的苏格兰人，在他的本职工作中狡猾而强硬。他最大的嗜好是打理他那种满花卉和蔬菜的漂亮庭园。当你去他家串门时，就仿佛身处仙境中的花园里一般。”（Soon we had collected quite a number of players. Incontestably the best was Mr. Liu, the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then came Mr. Richardson, the British Minister, a gaunt Scotsman, slim and tough in his professional work. He had one great hobby—his splendid flower and vegetable garden. When one visited him, one imagined oneself in a garden in fairyland. 1953c, p.186）
“Richardson先生”指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 1905-2001），而“Liu先生”正是柳陞祺，因为驻藏办事处的秘书再没有别人姓“Liu”。日译者加藤等不知“Mr. Liu”是谁，强不知以为知，将其错误地还原成“刘氏”（1955，156页）。汉译本更是错翻成“李先生”（1986c，240页）。福田宏年的日译本比较谨慎，只把“Liu先生”老实地用片假名拼为“リウ氏”（1981，246页）。在胡岩采编的《柳陞祺先生谈所谓的英国“驻藏办事机构”——从黎吉生的去世说起》（2001a）及同文的英文版（2001b）中，刊有一幅柳陞祺和黎吉生等四人当年在拉萨网球场上的合影（2001a，14页；2001b，38页），其中从右数第三人很像是哈雷尔。
《西藏七年》第二次提到柳陞祺，见于1946年圣诞节一节：“Liu先生领唱着（圣诞歌），有些曾在英国学校读过书知道这个曲调的客人也加入进来。”（Mr. Liu led the singing and some of the guests who had been at English schools knew the tune and joined in. 1953c, p.189）这里提到的“Liu先生”应该也是柳陞祺。汉译本和近藤等的日译本同样错误地还原成“李先生”（1986c，243页）和“刘氏”（1955，159页）。福田宏年的日译本好像忘了前面“リウ氏”的译法，把此处“Liu先生”的“先生”（德语Herr，英语Mr.）也片假名化，翻成“ミスタ一•リウ”（1981，251页）。
哈雷尔对柳写书也提供过帮助。柳在《回忆》中说：“我们谈话时交换过一些对西藏政府组织的看法，他自动说，他可以替我抄一份拉萨机关表（约十多个机关）和拉萨贵族的名单供我参考，而且很快就给了我。[另起一段]我在后来抄寄沈宗濂的稿子后面，都说明了哪一部分得到谁的帮助，是准备出书的时候，要公开致谢的。”（2008a，771页）柳陞祺的稿本《西藏政治》在列数拉萨机关和贵族名单时可能就使用过哈雷尔提供的材料。但是在《西藏与西藏人》中，除了在合序中感谢奥夫施奈特画了地图，在正文中感谢胡继藻提供文献照片外，再没有发现有对哈雷尔和其他人的致谢，可能是在出书时都做了简化处理罢。
《调查表》的填写时间
从《调查表》中提到1964年3月27日完成草稿，1964年10月内部正式铅印发行的《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正排印中”来看，填表时间至少应该在1964年10月或其之前不久。由此想到王森填写的同一张表格，填表时间应该也在同一时期。我以前在《新见王森史料六种》里定的“大体应在1979年8月到1982年10月之间，而且是使用了带有‘中国科学院字样的旧式表格’”（《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十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第1版，103页），显然是不对的。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要收进档案的正式表格，不可能使用中科院时期的旧式表格填写社科院（成立于1977年5月）时期的事项。由于可以确定柳表填写于1964年10月或其之前不久，所以王表的填写时间应该也在这一时段。
第二，我根据王表中有一处提到“牙含章所长”，有两处栏外注“牙所长交下任务”（其中任务之一是“为何思源译德人舒[勒]曼《达赖喇嘛传》译梵文藏文术语专名”，最近发现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图书馆中文藏书中有作为内部资料的舒勒曼著《达赖喇嘛传》的边疆中心复印装订本[索书号：B949.92/S641/；条码号：35-2391]，颇疑就是何思源译本），就想当然地认为填表时间应在牙含章（1916-1989）出任民族所正所长（1979年8月17日[据民族所官网的机构沿革网页]）之后。但是，按照中国官场的习惯，有时也会称副所长为所长，而牙含章正是在1957年4月到1964年11月间担任过民族所的副所长（根据我收藏的牙含章填写的《〈中国人名词典〉拟收人物情况调查表》的复印件；民族所官网的机构沿革网页对这件事没有记录）。所以，如果王表也是在1964年10月或其之前填写的，里面提到“牙所长”原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牙所长”其实是“牙副所长”。
第三，王表中提到为人民出版社交来的黄石村（1921-1983）《因明述要》提意见，而由于《因明述要》是在1981年3月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的，可能有人会觉得王森不可能在1964年给此书提意见。但是，考虑到《因明述要》的部分内容曾题《因明二问》刊于1963年10月18日的《光明日报》，颇疑其当时即已成书，且已提交人民出版社，而王森对之提意见的可能是这个早期的稿本。
第四，填写于“文革”之后的《履历表》，由于著译作品和日记表格等在“文革”期间的上交或散失，对很多作品的题目以及发表报刊的卷期和年月的记录多不准确。但是，在《调查表》里就没有这些问题，可见这些东西在填写《调查表》的时候尚未散失或上交，所以才可以据之做出准确的记录。因此，《调查表》肯定至少是在“文革”之前填写的。
第五，王柳二表用的都是一种质量很差的纸，这种纸与其说是“文革”之后的产品，毋宁说是“文革”之前所制更为自然合理一些。
王表封面的数字“66”，也见于柳表封面，可见其并非专属于王表。这个数字也有可能是1966年的简写。王柳二表封面上的字，都不是他们本人的字，应该是负责档案管理的行政人员写的。“66”如果真是1966年的简写，其表示的大概只是整理归档的时间，而非填写表格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