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苏舜钦
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南游，旅于吴中，始僦舍以处。时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狭，不能出气，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不可得也。
一日过郡学[1]，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2]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3]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4]，近戚孙承右[5]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予时榜[6]小舟，幅巾[7]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动物[8]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9]。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10]。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11]。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12]，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13]。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14]！
注释：
[1]郡学：指苏州的官立学校。苏州旧称吴郡，北宋为平江军节度，徽宗时升为平江府。 [2]并（bàng傍）水：沿水而行。《汉书·武帝纪》“遂北至琅邪并海”颜师古注：“‘并’，读曰‘傍’。傍，依也。” [3]杠（gāng刚）：独木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独木者曰杠，骈木者曰桥。” [4]钱氏有国：指五代十国时钱镠建立的吴越国。 [5]近戚孙承右：即孙承祐，曾任吴越中吴军（今苏州）节度使。其姊为吴越王钱俶妃，故称孙为近戚。 [6]榜（bàng镑）：船桨，借指船，这里作动词用，意为驾船。 [7]幅巾：古代男子以一幅绢束头发，称为幅巾，这里表示闲散者的装束。 [8]动物：受外物所感而动。 [9]“情横”两句：意即感情充塞在内心而天性抑伏，必定要寓寄于外物而后得到排遣。 [10]“寓久”四句：意为感情寄寓于某事物一长久，就会认为理所当然，如果没有胜过它的事物去替换，就会悲哀而无法排解。 [11]自胜之道：克制自己、战胜自己的办法。 [12]冲旷：淡泊而开朗。 [13]“因之”三句：意即对于内外失得的本源，内心深有所得，因而对万古以来久溺仕宦者感到可笑可悯。内，指情性。外，指情所寓之物。失，指前文所言“寓久则溺”的情况。得，指能“胜是而易之”。 [14]用是以为胜焉：意即把沧浪亭作为战胜仕宦之物，使自己从所溺之中解脱出来。
赏析：
这篇文章是苏舜钦遭受政治上的沉重打击以后所作的。庆历四年（1044），进奏院祠神之日，苏舜钦作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循前例以卖旧公文纸的钱宴请同僚宾客。当时朝中的保守派御史中丞王拱辰等，对宰相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等人力图改革弊政之举心怀不满；而苏舜钦得范仲淹荐举，又是杜衍之婿，因而保守派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弹劾他监主自盗，结果，苏舜钦被罢去官职，在席的有十余人被逐出朝。区区一件小事，竟得如此严惩，苏舜钦激愤不已，他带着心灵上的创痛，流寓苏州，不久，在城南营建沧浪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从文章总体看，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从文章各个部分看，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本文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可以说，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土居褊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毋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不难想象，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又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呢？
本文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