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时期，梁鸿志对唐宋以至明清七十余幅有影响的名家字画的真伪提出自己的鉴识看法，大多言之成理（当然也存在一些误谬）。他择其精要刊登于南京伪中华时报“文艺纵论”版上，稍长的文章则发表在东亚文化研究会的月刊上，其中就有他对《夜宴图》作者的研究。梁鸿志称：经他考证，《夜宴图》作者不可能是顾闳中，而是李喻谷。
李喻谷是李后主一位远房晚辈族亲。开创南唐帝国的李昪，祖籍江苏徐州，战乱中被后梁将领徐温收为养子，改名徐知诰。李喻谷的曾祖父与村中百余族人南下投奔他，在徐知诰麾下任军士长。后来徐知诰发动兵变，囚禁了吴王杨渥，改名为唐（南唐）祭拜天下，并改复姓名为李昪。随同他改徐姓的百余族人均复李姓，且都受到重用。李喻谷祖父李业昌当上永明殿承宣使，他的父亲李年才爱好绘画，也曾被选入御画院。
梁鸿志据他掌握的南京刻本几种史料推断，李年才（李喻谷父亲）曾被李后主李煜秘密派入韩熙载府邸充当耳目，了解情况。公元975年，宋军大举南下，灭了南唐。李年才夫妇和幼子李喻谷在这次战争结束后被当作俘虏宋军押往汴京，为宋朝效力。
李喻谷受家庭文化熏陶爱上了绘画而且其艺术天赋远超过其父。他父亲显然一直深深地怀念风和日丽的江南故乡，其怀旧情绪和对往昔富足闲适的宫廷生活的追忆定然影响了李喻谷的思想感情与画风。以他的出色的画技和对“江南佳丽地”的印象，完全可以画出流传至今的《夜宴图》。
梁鸿志当年文章中还有一个论据也值得提一提。那就是他就《夜宴图》与传世极少的北宋初期的人物画如《闸口盘车图》、郝澄的《人马图》、《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卷》和宋人摹的《北齐校书图》、《宋太祖赵匡胤》等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在画风用墨线条皱折处理上均颇多相似。其中如《宋太祖赵匡胤像》中画人物的脸部神情的描绘与《夜宴图》中画韩熙载的描绘几乎如出一辙。用笔粗细简略有致，勾画出画主的犷悍中不失温厚的性格，都迥然不同于稍早时期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等人的画风。
当然，这也只是梁鸿志的一家之言，完全不必当作一种定论。
最后，要说到沈从文的看法。
据收藏家林波回忆，1979年冬天,花城出版社总编、收藏家苏晨一同去拜访沈从文老人，和他商量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的事。沈从文那时还住在北京小羊宜兵胡同。
他们进入沈老的书斋兼小客厅里，开始了他们的围炉品茶夜话。谈兴正酣时，有人给沈家送来了一本长三开的古画挂历，内中选印了《夜宴图》。苏晨取过来翻看，随口问了沈老一句：“您看论定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南唐顾闳中的作品，这靠不靠得住？”沈老摇摇头摆摆手说：“靠不住，靠不住，这画根本就不是五代南唐时候的画。”接着，他又说道：“不能光从纸张、印张题款、装裱等去判断。现在的人不也能找到乾隆玉版宣纸和那时候的墨作画？我看最根本的还是要认真研究画面的内容。”沈从文又表示，宋代诏令规定：“南唐降旨，一例服绿”。他又指给苏晨等客人看图上侍从等人多作“叉手示敬”的姿势，这也是宋代制度，不是五代南唐时候的制度。他认为无须多说，就从他指出的这两项，也可以断定是宋初南唐以后的人所作。
沈从文的判断显然很有说服力。我们再证之以沈从文的权威性著作《中国历代服饰史》中对五代南唐和宋代官民日常服饰的介绍也可看出明显区别，如书中称南唐男子的穿扮系沿袭南朝的服饰习惯，官员戴小冠子再外加上纱帽叫纱笼冠，男女通用。南唐很多官民还喜穿袴褶，即一种对襟褂喇叭裤套装，上身短袖衣，下为薄喇叭裤，有的在膝弯处用长带扎住。而在宋代官员戴长脚幞头帽穿圆领大袖袍衫，显得拘谨质朴。女子一般都梳高发髻，戴高冠穿窄袖对襟褂衫，下穿长裙，足穿弓鞋。
王亭、吴昌硕及梁鸿志等人的看法和沈从文的见解及其传世名著很有助于我们破解《夜宴图》作者之谜，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广大收藏爱好者拓展思路，不论怎么说怕动脑筋怕思考问题，随大流人云亦云的态度似乎总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