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
所幸当时麻城县的新县令陈鼎新到任，求雨不成，偶然间听到有人说是县里有冤情所致，因此派人密访，结果在杨五荣的家里发现了涂杨氏，这才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事发当天，涂杨氏与涂如松吵架，吵完之后便去寻找与她有奸情的冯大，而杨五荣则误认为她被*，因此去控告涂如松。然而就在杨五荣控告涂如松*妻之后，妹妹杨氏竟然回到了家中。当时对于虚假控告有着严厉的惩罚，为了逃避惩罚，杨五荣把妹妹送到堂兄杨同范的家中藏匿，直到听说案子完结之后才把她接回家。
但真相并没有这么快得到伸张，时任湖广总督臣迈柱因为案件此前的审转过程都是经由他手，所以他对这个真相百般掩饰，跟湖北巡抚吴应棻发生了冲突，直到乾隆下令让他们两个去职回京，并指派史贻直处理案件，真相才真正大白于天下，这便是清朝十大奇案之麻城涂氏*妻案的始末。
清朝巡抚形象
四、冤案形成的原因从冤案的始末，我们得以窥见清朝司法制度的一斑：一件案子不仅需要地方的县令进行审理，同时还需要交由府、臬司、巡抚、总督乃至皇帝进行审转，如此严密繁复的司法程序，为何还会导致这样的奇冤大案的出现呢？这就要对司法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了。
清代对于命案的审转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分为通秉、通详和拟判。通秉为案件勘验后递交给上司的报告，但较为简单，通详则是通秉的进阶版，比通秉更为详细，而最后的拟判则包括案件始末和判决。
通详在这里仿佛并不起眼，但它往往决定了案件之后的走向，据雅尔图《为通饬详谨盗案以免冤纵事》中写道，州县官“拘泥前报，逼取供招，承审者以为供与案符，自然情真罪当”，可见通详对案件走向的重要性。
在高人杰、李作室的通详里，两人捏造了涂如松和涂杨氏打斗的事实，称两人因涂杨氏不尊母亲而打斗，涂如松手持纺线车不小心打中杨氏的孕肚致其死亡。
纺线车
更离谱的是，两人甚至补充出了涂如松埋尸的过程，称他雇人帮忙抬尸埋尸。可笑的是，他们在通详中提到的那个帮忙埋尸的人中有一个年老眼瞎，另一个竟然还是个跛子，且都距离涂家很远。当面对质疑时，也只能给出“当其抬尸之时，其目尚明，其足能步”这样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但两人也有高明之处，在拟判中，他们指出一位“证人”赵当儿撞见涂如松抬尸，进行勒索，未能得逞之后报告给杨五荣的堂兄杨同范，从而使杨五荣得知，但后来赵当儿因为涂如松给钱而改口。这样一来，赵当儿就成为一个无法突破的“证人”了。
后来的邹允焕和黄奭中两人因为前人通判的缘由，自然容易先入为主认为涂如松*妻是事实了，并且还“自觉”地优化了前人通判中的不合理之处，重写了通判，让它更容易被信服，而上级面对认真修饰过的文书，自然是发现不了什么毛病了。
但事情还有疑点，即为何高人杰、李作室二人四次通详被驳回却仍然不改判而是尽量完善呢？难道是他们有什么不可置疑的证据吗？了解事实真相的我们自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原因在于清朝的司法责任制度。
大清律例
清朝的司法责任制度对误判有非常严厉的惩罚，其中有一条“官司出入人罪”，出罪指有罪者判为无罪或重罪者判为轻罪，入罪则反之。且又根据误判者有意或无意分为四等：故出人罪，失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入人罪。汤应求也正是为此判处死刑。根据这条法令，高、李二人应当处以失入人罪，需要减官三等，于他们而言就是直接炒鱿鱼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官位，他们自然会尽一切力量去保住。案件中另外一处令人疑惑的地方——上级一直委派官员查案而非亲自查案，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不想承担误判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