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即曲解？
为什么要费力追溯这些？因为有时往往是在这种不为人所留意的细小处，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人们在无意识中受自身文化传统影响流露出来的文化心理。
很显然，宗教意识浓厚的印度人在“寒苦鸟”的故事中，最早完全是从宗教态度来讲述并理解这一寓言的。日本受佛教文化之深超过中国，也基本完整地保留了这一层意味，但中国人却因为原有自身传统，在接受之后就基于自己原先文化里的事物来理解它了。
本来佛经中惯于以鸟取譬来劝喻世人，《法华经》、《佛本行集经》和《杂宝藏经》等还曾提到，雪山下有一只二头鸟名为“共命鸟”（或“命命鸟”），其两头分别名为“迦喽嗏”、“优波迦喽嗏”，彼此轮流休息。由于一个头总是得享美味果实，另一头心生嫉恨，于是吞下毒果，两头同归于尽。佛家以此说明人我一体，自己与众生不应强自分别，但在中国人的理解里，就有了所谓“夫妻本是同命鸟”的说法，强调世俗家庭关系的和谐。
共命鸟，梵音称“耆婆耆婆迦”（Jivajivaka）
寒号鸟的故事也是一样。印度佛经与中国本源的两种鸟原本极为不同，但到了近现代中国，随着传统文化的断裂，人们在接受这一故事时，由于不清楚其脉络演变，在理解接受时又全凭本能认知来理解。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寒号鸟》，是儿童文学作家柯玉生（1934-）编写的，他可能读过丁福保1922年出版的《佛学大辞典》中对寒苦鸟的解释，因而主要情节借鉴了佛经故事，但又从陶宗仪那里挪用了“得过且过”一词，将两者彻底混同了，由此改造为一个意味全然不同的新故事。
这里的问题恐怕不仅仅是中国人“搞混了”这么简单，还因为中国文化深层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元本体论，坚信“一本万殊”，也就是在不同的表象之下，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宋神宗曾有一句名言：“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缘何异？”——佛祖虽然不是中国人，就算语言不一样，但讲的道理怎么可能不一样？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文化强调融合，关注那些相近相通的东西，却倾向于忽视那些差异和不同。正因此，人们不知不觉中把国产的“寒号鸟”和外来的“寒苦鸟”划上了等号。
当然，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人们也往往会借助于自己熟知的事物来理解自己不知、未知的东西。比如外星人的飞船，我们称之为“飞碟”，因为其扁圆的形状像碟子；西方的dragon和中国的“龙”一个喷火带翅膀，一个喷水没翅膀，但无论中外都常用同样的词来称呼这两个其实根本不一样的想像生物。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往往意味着“以我已有的理解来接受不同事物”，不知不觉中造成了曲解与误解。
中国龙与西方龙
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发生变异，打上时代价值观的烙印。
现在通行小学教科书中的寒号鸟故事这一新版本强化了对儿童的道德惩戒意味，不仅加上了勤劳有准备的邻居喜鹊作为对照，而且篇末还安排寒号鸟冻死了——这可是佛经和中国古籍中从未出现的情节！
由于很多人误以为陶宗仪的记载就是这个故事最早的出处，并根据现代人的揣测将“四足、有肉翅”的“寒号虫”比附为鼯鼠，于是在1983年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睡觉的寒号鸟就被画成一只鼯鼠的模样。
中国的寒号虫是鼯鼠，但寒号鸟是吗？
这些变异与曲解与其说是寒号鸟本来的面貌，倒不如说正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在理解和重塑传统时的某些潜在心理：看似是以科学的方法去寻找“真相”，但其实这种不了解传统本源的肤浅比附反倒进一步加大了误解，衍生出新的流行观点。
如果真要将寒号鸟比附为现实存在的生物，那么现在课本中的《寒号鸟》寓言其实并不合乎生物学的认识：既然它是“一种”鸟而不是某“一只”鸟的名字，那么它能在那么寒冷的地方生存下来，就必然能适应那个环境，不可能因为不做窝就冻死。何况，较真一点说，鸟类做窝的真正原因难道就是为了御寒吗？确切地说，鸟巢通常是为了有利于鸟类繁衍后代。虽然鸟巢确实能减少热量散失，但它们毕竟是露天漏风的，即便是树洞巢也只能比室外温度高1-7摄氏度，一夜寒流导致的降温就足以将之化为乌有，因而巢穴其实并不足以让鸟儿免于冻死。如众所知，大多数杜鹃、白玄鸥等都不会筑巢，红脚隼虽然也会自营巢，但却也经常强占喜鹊的巢。
这或许就是现实的世界：它总是比那些道德说教一目了然的寓言要复杂得多了。如果真要教导孩子求知，那就应该鼓励他们多去怀疑这些说教性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