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解读：
苏轼一生虽然漂泊不定，却始终心系天下苍生，而且完全是从其天性中自然流露，没有任何的虚伪矫饰，尤其令人景仰。1061年，苏轼到凤翔府任签书判官。第二年，凤翔久旱遇雨，正好作者修筑的小亭也落成，遂命名为喜雨亭，并挥笔写下了这篇明亮轻快的文章。
文章开门见山，说亭子之所以命名为喜雨亭，是为了纪念下雨。古代圣贤，倘若有什么喜庆之事，也往往用之来命名事物，以示纪念。如周时唐叔得到一株两苗共生一穗的禾献给周成王，周成王赐予周公时，周公便作《嘉禾》以记之。汉武帝时在汾水得到一个宝鼎，遂将年号命名为“元鼎”。鲁国的叔孙得臣战胜长狄，俘获其首领侨如，便以侨如作为他儿子的名字。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注解时说“汉武帝元狩七年（公元前316年）在汾水得一鼎”，此处有两处错误，一是汉武帝的元狩年号只用了六年，是以元狩七年的说法是错误的，二是将元狩七年注成公元前316年，应是公元前116年，实为元鼎元年。
苏轼到扶风是1061年12月，其时已年底。在安顿下来之后，作者开始修建官舍。春天的时候，下了一场麦雨。“雨麦”的解释，颇多争议，一是播种的意思，因播种时洒麦时像下雨一样，二是麦苗返青时正好下雨，三是从空中掉麦子下来。从后面“雨珠”、“雨玉”来看，应是第三种解读更为合理，而且古籍中也有仓颉造字而“天雨粟”的记载。至于为什么下麦雨，可能是牵强附会，也可能是因为风从别的地方刮过来的。正是因为这一不寻常事件，作者才进行了占卜，认为当年应为丰收。然而，接下来却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大家都非常担心。好不容易下点雨，却是杯水车薪，不足以解决旱情。过了十几天，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总算彻底解决了旱情。作者用充满喜悦的文字，再现了当时民众的狂欢情景：“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在“忧者以喜，病者以愈”的喜庆时刻，作者的亭子也落成了，非常应景。
在庆贺下雨及亭子落成的宴席上，作者非常庆幸地与众人说，如果再过五天十天不下雨，我们就没法收割小麦和稻子了。如果那样，百姓将不得不面临饥饿，铤而走险而为盗贼的人也将迅速增长，那时候我们再想在这样亭子嬉游玩乐，也不可能。上天不忘其民，而赐之以雨水，让我们有幸在此亭自由玩乐，我们怎可忘记此事呢？
作者不仅以雨为亭子命名，又作歌以记之，认为上天即使下的是珍珠美玉，可老百姓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又有什么用呢？三天连续下雨，应该归谁之功？老百姓认为是太守的善治，可太守很谦逊地推辞而不敢居功；如果归之于天子的德政呢，天子也认为不是他的功劳；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却无言而默；归之于杳远深邃的太空呢，又怎么可以得到结果呢。作者善于以小见大，从一场喜雨而拓展至缥缈太空，将文章主旨提升到哲学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了文章的思想内涵，类似的手法在《赤壁赋》中也同样得到高超的运用。
清赵翼在《题遗山集》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我对此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一是相国家之不幸，受苦的是天下百姓，区区诗家之幸，并不足以弥补。宁可不要诗家之幸，也不要有国家之不幸。二是文章并非都是沧桑而后成。即使以杜甫之沧桑，也有《春夜喜雨》，也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苏轼本文，也是如此，将喜雨、亭成，以及作者的拳拳爱民之心，巧妙地渗入道家思想，将天地自然法有机的联合在一起，而成妙笔，既有欣喜，也有思考，如余音袅袅，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