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或组织，到了进退两难生死未卜的境地，要么是方向需要调整，要么是内部需要整顿，这就意味着改革势在必行。在中国历史中，春秋战国的改革有：管仲改革、李悝变法、吴起改革、赵武灵王改革、苏秦变法、商鞅变法、申不害新政；封建帝国中的变法有：王安石变法、万历新政、戊戌变法。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求变图存，绝地突围。
在这些著名的变法改革中，最深刻最全面的变法只有商鞅变法，能即时挽救国家存亡的只有万历新政。对商鞅变法与万历新政对比与分析，发现都有相似的地方：
一、领导层的决心与信任，也就是即有对变法成功的强烈*，又有对变法风险的心理准备，这样才能在各种变法反击浪潮中坚定不移地支持变法者信任变法者，保障变法者的安全与法治推进与贯彻的彻底性。秦孝公对商鞅说：我为青山君为青松，生死不移，荣辱与共；李太后对张居正的寄托，万历对张居正的信任，冯保对张居正的支持，是张居正能全心推行新政的基础。
二、主导变法者的才干：商鞅在变法之前，先在魏国研习各国变法条文，然后随公叔痤研习政务，入秦之后在对秦国进行实地调研，不仅有理论政务知识，还有实际调研数据，为变法夯实了基础。张居正为官四十多年，从地方到中央，从外臣到内侍，对人民疾苦，国政得失有过深入的了解与探讨，为新政架构了大体构架。
三、变法者的决心，历朝才过商鞅与张居正的人大有人在，为什么只有他们两成不世之功？其原因在于勇气与担当。商鞅说“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为了变法成功，虽百死而不悔。”张居正对好友说“为朝廷，为天下大计，我张居正早就作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众钻攒体，又有何惧？惟其如此，方能办成一两件事体。放下自己得失，不计自身的安危，才能全心变法。
四、变法者的职权：商鞅以左庶长身份主导变法，开府理事，掌握军政大权；张居正以无冕之王的身份主持变法，专制朝政，确保无反对派用实权掣肘与生事。所谓大事不赖众谋，正是如此；
五、变法者绝对的人事任免权：变法者选取认同变法支持变法且有能力的人担当各实权部门，为法治的落地做保障。商鞅一上任，秦孝公将不支持变法的元老大臣全部淡化，商鞅则将选定的职员补充到各郡县；张居正则将六部官员从上到下进行淘汰，清空一万多官员，对机构进行精减，并提出多用“循吏”少用“清流”的用人理念。
六、强大的武力保障：变法与改革，要防备保守者的言语攻击外，还要防止他们生乱生害。为了确保变法者的人身安全与社会稳定，强大的军事支持是必然的。商鞅变法时身兼军政大权，同时还组建护法军；张居正之前就分管过兵部，后又将战斗力最强的戚继光调回北京驻守，并给予大权。
七、确定法律威严，让法律对全国产生威慑力。商鞅变法时一次刑场*五百人犯，并让全国郡守与官员百姓前来观刑；张居正限定每省秋决必须*满五十人以上，若达不到这个数，则对地方行政长官扣绩效。目的是不以仁害法，以赦害法。
八、改革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发展：商鞅废除农奴制度，平分田地，清查闲散人员，最大程度地开源；张居正量田行动与一条鞭法，也是在开源以聚财。
九、变法者让上下都看到希望得到实惠：商鞅变法初期受各方反扑，当变法稳定时则上下相得，官民大悦，国力大增，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张居正新政受各方诋毁，第三年国库充实官员涨工资平民有余粮，成了明朝最富庶的十年，张居正死后十年，曾经极力反对张居正变法的邹元标感慨地说“要是张江陵在，局势不会乱到这种地步啊！”
十、变法者毁誉一生，照耀千古：不管变法的成功或习惯，变法者的结局都不太好。商鞅被车裂，张居正遭清算。他们在世时，毁誉一生，他们去世后，功大于过。*认为商鞅是中国古代是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被评为古代宰相之杰，他们的功绩，最终被铭记。也许，毁誉相随是对变法者及至与管理者的最高评价。
学历史，不是专门去探讨历史中的真与假，不是对评论古人的对与错，而是要去探讨先贤的理念与方法，去获取他们的经验与提示，以求启迪自我，择善而用。若以评价的眼光去看历史，去看先人，则已陷入狭隘，难有所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