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史铁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响应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北京去延安农村插队。
同去的20个人，大的刚满18，小的还不到17岁，坐火车，换汽车，一路上嘻嘻哈哈，怀着对未知的好奇，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多年后，史铁生用深情浪漫的笔法，写下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他插队的清平湾：
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
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
很快他们知道，插队既不是旅行，也谈不上浪漫：劳动苦，肚子饿，嘴上馋。
在山里劳动一天，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野菜熬煮的稀粥；陕北的冬天，窑洞冰冷，他们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用大衣裹住脑袋，身体蜷缩成一团来取暖。
超强的体力劳动，冰冷的土炕，再加上史铁生先天的隐性脊柱裂，他的腰腿疼日益加重。
村里为照顾他，派他去养牛。为了养好牛，他就住在牛棚旁边的寒窑里，方便夜里添加饲料。
腰疼遇上寒冷的湿气，越来越严重，几乎每天发作，无法入睡。他忍着，人们只看到史铁生的腰越来越弯，步伐越来越拖沓。
很快，他的腰疼得无法直立，腿无法行走，不得不回到北京看病。
1972年1月4日，是史铁生21岁生日，他一只手扶着墙，慢慢挪进了友谊医院。
上帝一点都不“友谊”，史铁生听到了最坏的结果：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性格有时和绝望是一家的，绝望到了，性格也跟着变了。温顺的史铁生，变得暴躁自弃了。
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向屋顶；他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疼得在床上打滚；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
真正的绝望即是如此，就是生不如死。
生，还是死？莎士比亚的天问，原来是如此这般的体验，史铁生接过来莎翁的思考，是面对现实的困厄，还是走向永远的安宁？只不过莎翁是站着思考，史铁生只能在轮椅上思考。
那个下午，他摇着轮椅，无意中走进了一个荒废的古园——地坛，此后15年，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每一米草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轮椅印。
几年的静思默想，他终于弄明白：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