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的凿建年代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经过长达400多年的岁月，在数以百万计工匠一锤一凿的精雕细琢之下，龙门两山的崖壁上，形成了绵延1000余米，高150余米，上下错落、大小各异，集不同朝代、不同造龛形式、不同风格于一体的佛教石窟群，称得上是佛教文化和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
根据学者的考证，龙门石窟共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块，佛塔40余座，规模如此庞大的石窟群，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可追溯至东汉时代。68年，汉明帝刘庄为了安顿远自天竺国至中国传授佛法的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等人，故而在洛阳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为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北魏时期，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导致百姓民不聊生、内心苦闷。为了舒缓民心，以及化解鲜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冲突对立，孝文帝除了实行一连串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与汉化政策以外，更在全国大力倡导、推崇佛教。此番作为乃是为了藉由大兴凿窟造像和兴建寺庙之风，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此时全国上下一片崇佛的风气直接促进了龙门石窟的开凿。
由佛教石刻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是从印度沿着古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人中原地区。先是在新疆，后来逐步向东扩展，从而在甘肃、陕西、山西等地形成了早期的佛教石刻群。龙门石窟的开凿，虽然最早可追溯至孝文帝迁部洛阳以前，但此时尚未形成规模。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北魏王朝正式迁都洛阳后，大肆在洛阳兴建寺庙，并在龙门山掀起凿窟造像的热潮。
龙门之所以成为大量石窟开凿之地，乃由于龙门距离洛阳都城近在咫尺，风光秀丽，又有独特的地形地貌和良好的石灰岩地质结构，形成了凿窟建寺的优越条件。于是，北魏时期的皇室、贵族召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在这里发愿造像，从而形成了龙门石窟建造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之而起的唐朝更为龙门石窟造像带来了另一波高峰。唐高宗显庆三年，高宗因受昏眩旧疾所苦，皇后武则天得以借机辅佐国政，大权在握。她为了利用神权开拓一条通向皇权的道路，极力推崇佛教，将洛阳改为“神都”，并且将中岳嵩山改名为“神岳”。
唐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前后，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了规模宏伟的上阳宫、万象神宫、明堂、天堂、天枢等，并在龙门东、西两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凿窟建寺工程，把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此外，她还曾为开凿龙门西山规模最宏大的奉先寺石窟，捐出两万贯脂粉钱，而这一时期也是龙门凿窟造像最兴盛的时期。据说，奉先寺的主佛卢舍那大佛就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雕凿而成的，许多唐朝窟龛也多半在这一时期凿建。
北魏和盛唐大规模的凿窟建寺之风，使得龙门石窟形成了以这两个不同时期为主，融合佛塔窟龛、石刻造像、书法绘画、碑刻题记于一体，多元化艺术交相辉映的风格。龙门石窟的开创、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在汲取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中国化、世俗化，并达到尽善尽美的过程，对许多后来凿建于内地的石窟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北魏石窟
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早期基本上沿袭了外来佛教石刻造像的风格，佛像棱角分明，清秀脱俗;而中期和晚期的石刻造像，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影响，逐渐由平直刀法过度成圆滑刀法，线条显得更为飘逸流畅，雕刻也更加华丽，佛像的造型日趋汉化。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石窟寺等石窟，是北魏时期代表作。北魏早期开凿的古阳洞窟中的主像释迦牟尼佛仪态端庄，宾阳中洞主佛释迦牟尼，通高8.4米，面部清秀，高鼻大目，庄严祥和，充分体现出北魏造像艺术风格。两旁侍者服饰华丽，南北两壁至窟顶分层排列着数百个精美的小佛龛及浅浮雕壁画等。宾阳中洞是依照大同云冈石窟营造的大型洞窟，雕饰采用汉化雕刻手法，整体雕凿富丽堂皇，主要造像为三世佛。北魏孝明帝时期凿建的石窟寺，其刻凿精美的《帝后礼佛图》，是龙门石窟仅存的两幅反映皇帝、皇后御驾出行，朝拜佛祖的石刻造像之一，有着极高的历史考古价值。北魏后期凿建的莲花洞，窟顶藻井有一朵高浮雕的大莲花十分精美，在宝莲周围，并排雕有六个手持供品的供养人，飞舞欲降，栩栩如生。从这几座不同年代凿建的石窟，可以看出佛教石窟艺术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日趋成熟。
4.唐朝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