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以言获罪”
以言获罪，古亦有之，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剧。
尧为帝时，尧设立一个大木于宫前，称为“诽谤木”，要天下臣民，将君主之过失、为政之不当全写在诽谤木上，以便为政者闻过而改。在当初，“诽谤”二字是正面的，是褒义词，而今天宫殿前的华表，即是由当年的“诽谤木”演化而来。
随着统治者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对于下面人提的意见也变成了一种罪状，“诽谤”从正面的褒义词变成了负面的贬义词，甚至还出现了“腹诽”之罪名。
汉武帝时，权臣张汤攻击大臣颜异心中有对朝廷不满，说颜异在心里暗暗攻击朝廷，被汉武帝处以死刑，罪名就是“腹诽”。还有权臣田蚡为了报复窦婴，向汉武进言窦婴心中不满朝廷，心中攻击朝廷，加上汉武帝对于手下大臣，不怕你贪，不怕你违法乱纪，就怕他对自己的不忠，因而以“伪造诏书罪”处死窦婴。这种“腹诽”罪的开创，助长了历代统治者可以随意定罪治人的流氓行径。汉武朝开启了历代统治者以“腹诽”惩治人们的滥觞，以流氓手段打击对手的卑劣行径。
最早以言获罪的记录在周厉王时期。《国语•周语上》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今译：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中的人指责他的过失。大臣召公告诉厉王说：‘老百姓受不了你的暴政了。’周厉王大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祝，用来监督指责他的人。只要把指责周厉王的人报告给周厉王，就会把指责的人*掉。从此再也没人敢说话了，即使在路上碰到，人们也只能用眼神来表示）。
“文字狱”是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政权打压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手段。秦始皇时，便有了“焚书坑儒”的糟糕范例。其实焚书的祖师爷还是秦始皇的先祖秦孝公。
历代“文字狱”的盛行，莫过于明、清二代。在明代，草根皇帝朱元璋忌人讽刺自己是“僧”、“盗”、“贼”，在大臣中的表章中出现有“生”（僧）、“道”（盗）、“则”（贼）之字样者，全部诛*之，有大臣都不知自己为何事而死，以言文获罪者不计其数，大臣们之性命常常如将晞之朝露，性命之存亡在顷刻之间。据说当时的大臣们上朝前均要与家人甩泪而别，不知晚上还能否活着回来。若晚上有幸返家，必与家人弹冠而庆，庆祝自己又多活了一天。朱元璋不光对活人如此，即使对于早已作古了的死人，也仍不放过。《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视臣之为手足，臣视君之为腹心；君视臣之为犬马，臣视君之为路人；君视臣之为草芥，臣视君之为寇仇”等文字，朱皇帝便勃然大怒，恨恨地说道：“便此老在今日，宁有免耶（如果这老家伙在今天的话，我还让他活吗）！”并取消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把孟子的塑像从孔庙中丢了出来。连《孟子》中的文字也大肆进行了修改。
至清代，清统治者继承明代统治者文字狱的遗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忌汉人书中多有和本朝相悖的言论，便以秦始皇为榜样，大肆焚书，中华文明又一次遭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康、雍、乾三朝，以言文获罪的案例层出不穷。如函可的《变纪》书稿案、冯舒《怀旧集》案、张绪彦的诗序案、庄允城、朱明佑的《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等等，真是数不胜数。及至国民党时期的蒋介石政权，更是比他前朝的老师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进步书店被查封，酒肆和公共场所因惧怕以言获罪，均在醒目处贴上“莫谈国事”的字条。当时以言获罪之程度可见一斑。
为什么“以言获罪”的怪相在中国封建社会长久不衰呢？究其原因是封建统治者们的心虚所致。他们既要干有悖人民权益的事，然又害怕人民的指责与议论，因而用权力和刀剑来对付人民的笔杆与嘴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但所有的统治者又不遗余力地防民之口。他们一边高喊着言论自由，又一边大兴文字狱。历朝历代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争取着言论自由，然言论自由，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