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之罪，即人们在腹中诽谤统治者之罪，还没有骂出口来。 这个“腹诽”罪就是张汤发明的，比宋高宗时岳飞所得的“莫须有”罪；明英宗时于谦所得的“意欲”罪，都早了一千几百年。
张汤也是被司马迁写入《酷吏列传》的。实事求是地说，在那十位“酷吏”之中，此公还算清廉。“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为所得奉赐，无他业。”但对于公正执法而言，清廉只是必要前提，并不是必要条件。
在张汤的事迹中，使我最不以为然的是对大司农颜异一案的处置。颜异是管经济的，“以廉直”而位“至九卿”，他得的是“腹诽”罪。《纲鉴易知录》有简要介绍：“上既造白鹿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蔫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人有告异他事，下张汤治。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按：同例)，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张汤有两个特长。
其一，他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在政治上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在整治别人的时候，绝对以汉武帝的是非为是非，且如司马迁所言：其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而且，在他看来，对汉武帝的任何不敬，都是大逆不道的，其罪当死；
其二，他有很灵的“政治嗅觉”，或者叫做“政治敏感性”，“上不悦”，他就闻到了味道；“异不应，微反唇”，他又闻到了味道，这两种味道凑合在一起，颜异的“腹诽”罪就被他构陷出来了。
然而，“腹诽”而成之为罪，毕竟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什么叫“诽”？“诽”与“谤”连用，合称诽谤。“谤”是公开指责，“诽”则是背地非议。诽谤有罪，乃是因为捏造事实，并对别人构成了实际上的伤害。所谓“腹诽”，无非是对某人、某事有不以为然之看法，或是碍于情面，或是碍于权势，或是出于某种利害关系的考虑而没有说出来。所以，即使真有“腹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纵观中国历史，以言获罪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皇上面前，他高兴时，可让你“但说无妨”，他不高兴了，你再去触龙鳞，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有几个脑袋。但人有话总是要说的，当面不说背后说，当时不说以后说，嘴巴不说心里说。这最后一条，也就是“腹诽”。 何况，是否“腹诽”，其实也只有自己明白，别人无从得知。文人墨客说：“那时不免有些腹诽”，往往是在时过境迁之后。而且，既是“腹诽”，也就没有捏造事实之必要，更无伤害别人之可能，“腹诽”罪之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