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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上景思双行，将抽象的玄理寓于质实可感的山水形象之中，进而表现诗人肃散淡然的生活情趣，这就为纯山水景物的描绘开启了一条必由之路。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新城（今属河北）人少有高志，优游简默，为当时名流。今存诗甚少，唯有残句若干，体现出他委运顺化的自然玄思。东晋中期诗坛除了孙绰、许询的创作以外，值得注意的还有王羲之及其兰亭诗会。
王羲之绘图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出身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幼讷于言，及长有风操才辩，后任右军将军，故称“王右军”。其人雅好服食养生，崇信道教，尤喜山水闲适，诗文并擅。王羲之在诗歌领域的贡献，不只是由于他本人的创作实践，更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东晋时期规模最大的诗歌盛会—兰亭雅集，这是继西晋石崇金谷雅集之后，中国诗坛上的又一次盛会。参与者41人，赋诗者26人，后汇为《兰亭诗集》兰亭雅集所产生的这41首诗，包括14首四言诗、27首五言诗。总体而言主要是以游赏山水、饮酒赋诗为内容，但各叙情怀，抒发了诗人们闲适、萧散的情致。
兰亭诗集
诗人们寄畅于山水，散怀于美景，诗风俊雅，而以淡泊为志。其中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如王玄之《兰亭诗》:“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再如孙绰《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描景细腻，用笔工稳，可以说是后世山水诗的萌芽。玄言诗作为中国诗歌发展史的一个必经阶段，历载将百，而且作家众多。过去对玄言诗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认为它“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遒丽之辞，无闻焉尔”（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现在看来，尽管玄言诗在创作上的确有托意玄珠、酷不入情的毛病，但一概否定也是不恰当的。
沈约雕像
因为，后世山水诗的出现同玄言诗的流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东晋后期，诗风发生了很大转变，“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许多诗歌注重描写山水景物，从中抒发作者的哲理情思，代表作家有谢混、殷仲文、顾恺之、湛方生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曾云:“仲文始革孙、之风，叔源大变太元（晋孝武帝年号，376~396年）之气。”这一材料说明东晋后期的诗歌创作，相对于“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来说，乃是一种新的变革。当时诸多作家的创作基本上摆脱了玄言的笼罩，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简淡清雅，境界空灵，如谢混《游西池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顾恺之雕像
写景鲜美，画面流动；顾恺之《神情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句句写景，四时俱备。另如湛方生《还都帆诗》:“萧萧山间风，泠积石溪。”庾阐《还都帆诗》:“高丘万丈峻，长湖千里清。”庾阐《三月三日诗》:“清泉吐翠流，渌酃漂素濑。”等等。这些诗写景与理思交融，不仅辞采英艳，而且境界清奇，处处显露出作者对自然的赏悟，表现出明显的闲淡清远的审美情趣。这对后世诗歌的境界开拓和审美情趣的表现都有明显的影响。如果考察山水诗的成长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它大致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从观念演化来看，正始文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直接刺激了魏晋文人自然观的变化。
顾恺之剧照
“自然”有双重含义:一是自然而然，是一种思想行为的表现特征；二是真实的大千世界，即自然界。所谓“任自然”，是要求人自然而然地生活，又要求人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从自然界中领悟到自然而然的生活规则。如果说魏晋之际文人还主要是在第一义理上要求的话，那么，东晋文人已具备了渗进第二义理的气质。在他们看来，只有体察自然或者置身于自然之中才能真正地感悟自然的灵性，才能真正地达到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这种思想观念的存在，必然使自然山水在士子文人的实际生活中逐渐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魏晋文物
同时，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为山水景物入诗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从景物描绘来看，山水景物的表现大致经历了由苑囿山水走向自然山水的过程。这两条线索在东晋玄言诗人那里开始合流，到谢灵运而趋于成熟，最终形成了山水诗的大盛。从这个角度看，玄言诗是有一定的历史功绩的。总之，玄言诗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尽管本身有许多不足，但其中的景物描写和表现出来的情趣风格，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山水诗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是不可一笔抹*的。
参考资料
·《神情诗》
·《三月三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