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童年”是一个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其实它并不是伴随着人的诞生而天然存在的，而是像自由、爱情、友谊、婚姻等概念一样，乃是人类为理解、解释自身、社会和世界的一项创造发明。可以说，“童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副产品。印刷术普及之前，儿童与成人从未割裂成彼此对立的两个世界，两者都是靠口语传播，彼此分享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那是一个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观念，没有羞耻规训的漫长时代，所有如今构成“儿童”和“童年”的基石都完全不存在，那时的儿童被普遍视为缩小版的成人。印刷术普及之后，文字成为形塑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成人掌握着文字和知识的世界，儿童与成人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文化鸿沟，伴随着知识文化的爆炸，以及由此而来的教育观念和羞耻观念等，“童年”诞生了。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就像其他事物一样，“童年”也经历了属于自己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之旅。
学校、教育与童年的诞生
今天，我们在百度中输入“童年”一词，可以得到这样的词条释义：“是指幼年和少年之间的时间段，没有确切的定义。”是的，“童年”是极少数没有确切定义的概念之一。在时间维度上，它是人生中的一段并不太长的时光；在社会维度上，它是一类群体的生活状态；在生物维度上，它是一个生命从初生到成熟的某个过渡阶段。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概念，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教育维度，童年就是某一段在学校中经历的教育时光。如今，每个人都会认同这一定义，因为童年与学校和教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高度紧密的联结正是由印刷术的兴起的造就的。
如果将整部人类文明史只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可能入选的界标便是印刷术。如果说钟表消灭了人类关于永恒的概念，那么印刷机又重新塑造了永恒这一概念。随着印刷术所诞生的成千上万的书籍流传到世界各地，人类生活中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于是，在有读写能力和没有读写能力的人之间，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现象——知识鸿沟。具体来说，掌握读写能力的人，可以自由的出入一个充满新事件和新感受的奇妙世界，而没有读写能力的人则被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随着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文盲越来越少，具备读写能力的人迅速增加，人们开始不断创造出新的哲学、文学、科学与技术，并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便传播。在识字文化达到某个水平之后，全社会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孩子应当在成长过程中学习读和写。
从这个重要的共识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童年”概念得以萌生。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现代意义的学校诞生了。不同于只面向贵族或上流阶级的私校或私塾，真正“有教无类”的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学校是个晚近的产物——它同样是印刷文化的副产品。印刷机诞生后，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带着各不相同甚至迥异的内容，飞入寻常百姓家。于是，人们意识到一个全新的问题：整个社会从几乎“没有信息”变成了“信息爆炸”。这就好比，一个人从没有苹果吃，突然变成需要从成百上千个不同的水果中挑选出那唯一的一个苹果，两者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各种各样的海量信息未经雕琢就涌入人们的视线，人们依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知识，社会学家将之称为“信息混乱”。于是，在印刷机诞生之后的一百年里，人们创造了页码、排版、行文规范等一系列技术，用来控制信息有序、高效的流动，并孕育了最早的信息检索思维。就这样，这些思维和技术在一轮又一轮的融合中，最终集中到人类在信息和知识管理领域最伟大的创造物——学校。
《儿童的世纪》
如果从技术媒介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给学校下一个全新的定义：人类为了反制信息混乱而创造的技术机制。就像我们每个人所熟悉的，学校将不同知识和信息划分为不同等级，以受众的年龄或思维成熟度为基础，将知识和信息一点一点释放出来，以确保儿童最大化的吸收和利用。毫无疑问，这是现代文明得以建立的最重要基础之一。由此，学校的出现意味着整个社会开始对知识和信息进行有意识地管理，因为它的前提就是对各个学科整理出系统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学习的进度与安排，以及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学习目标，科学合理地推动儿童逐步迈向成熟。
同时，学校还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它将儿童和成人分隔开来。在学校诞生之前，一个12岁的孩子和42岁的中年人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做同样的事，聊同样的话题，开同样的低俗玩笑，除了年龄之外，要区分出两者并不容易。而在学校出现之后，孩子们需要在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掌握读写能力，并理解一些抽象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孩子都要学会克制自己好动的身体，安静地坐在一处，努力辨认出一些抽象符号，并学会思考。学校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顺应识字要求而设计，儿童走向成年需要具备有逻辑的思考能力，操控高层次抽象概念的能力以及延迟满足的能力。所有这些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彻底将儿童与成人分隔成迥异的两个世界。
禁忌、羞耻心与童年的发展
在现代人的眼中，童年意味着天真无邪。其实，这也是童年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的一个特定意义，它与另一个重要概念——羞耻心——紧密关联。17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中，对童年概念的成长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洛克不仅看到了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一下子就抓住了羞耻感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保持童年和成年之间得以区分的工具。“在一切事物中，名誉和耻辱”，他写道，“一旦人们喜欢上它们，是最能刺激心灵之物。假如你能使孩子形成珍惜名誉、憎恨耻辱，你就已经在他们心目中植下了正确的原则。”
在洛克看来，人类的头脑生来就是一张空白的刻写纸，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因此，最终在儿童的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学校和家庭的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为此，我们应该一方面不断释放给孩子需要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又要控制许多信息的流动，将它尽可能地控制在成年人的范围内。对此，尼尔·波兹曼写道：“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的秘密，亦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简而言之，成年人已经有了“羞耻心”，即认为成人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以及性，不应该被儿童知道。换言之，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
当一个孩童处在学习知识，学会自控，并且保持一种健康、善良的天性时，这个阶段大约就是“童年”。在处于童年的人面前，成年人需要把他们的各种冲动（尤其是性冲动）私密化——对成人的性*和冲动三缄其口，共同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学校和家庭的任务，就是在儿童迈向成人的过程中，分阶段向他们揭示我们文化中的种种秘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波兹曼将阅读视为儿童和成年的分界线（后来的电视文化乃至短视频文化将这一分界线完全摧毁）。因为随着读写能力和对抽象事物理解能力的提高，儿童逐渐知晓成年世界的秘密，并由此一步步迈向成年。
1875年，美国政府发放了特许证给纽约儿童保护协会。人们开始认识到，儿童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群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动物保护协会于1866年就已成立）。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正式明确了“儿童有别于成人”的定义，这种明确的区分使得儿童能够走出工厂，进入学校，穿着属于儿童的衣服，做着属于儿童的游戏，生活在属于儿童的社交世界。到20世纪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杜威澄清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尤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
然而，所有这些美好和伟大的关于儿童保护的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殆尽。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有200万儿童死亡，600万儿童受伤或残疾，二战中死伤的儿童更是不计其数。1942年6月10日，德国法西斯枪*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儿童的处境更糟，有的得了传染病，一批批地死去；有的则被迫当童工，受尽折磨。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于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悼念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更糟糕的是，童年在被严酷的战争不断摧残之后，又面临着另一种无形之物的巨大威胁，并由此产生出一个令人尴尬、痛心乃至悲哀的现代景观——童年的消逝。
电视、短视频与童年的消逝
当一位六年级男生在篮球场上以惊人的娴熟度搭讪34岁女性的新闻冲上热搜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波兹曼那部影响深远的作品《童年的消逝》，以及封面上那个女孩回头凝视时那种异常成熟的表情。在波兹曼看来，推动童年走向消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从1842年美国人摩尔斯发明电报开始的。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超越人体传播速度的媒介，电报一笔勾销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将人类一举带入了一个同时性和瞬时性的世界，并把信息从个人拥有转变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价值的商品，从而创造了人尽皆知的“新闻事业”。
《童年的消逝》
在随后的一百年间，一张张多米诺骨牌迅速倒下，经由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创造发明。这些发明包括印刷机、照相机、电话机、留声机、电影、收音机、电视。与电子媒介的高速发展相对应，一个以图画、漫画、招贴和广告构成的符号世界也在同步兴起。于是，电子革命与图像革命两相结合，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文化有着很强的攻击力，迅速把原先的理念世界改造成光速般的图像和影像的世界，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电视文化中达于高潮。与文字和书本世界迥然有别的是，人们从不阅读电视，重要的是看。在动态变换的图像面前，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智者和傻子几乎没什么区别。是的，观看图像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
于是，一个神奇的现象诞生了。所有的电视节目是给所有人看的，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人都可以津津有味地看电视。然而，对于前者来说，电视上无处不在的战争、死亡、暴力和性暗示，让成人世界的秘密变得一览无余，那条存在了数百年的关于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分界线开始被侵蚀。一方面，电视打开了通往成人生活后台的视窗，这带来了儿童的“成人化”；另一方面，电视基本是为12岁儿童的心智而设计，这造成了成人的“儿童化”。对此，哈佛大学教授鲁道夫·阿恩海姆写道：“在过去，人类不能把直接经验传递给别人，这使得使用语言成为必须，同时也迫使人类的头脑开发概念。……然而，当传播通过手指笔画即可实现时，我们的嘴巴沉默了，写作的手也停了下来，因此头脑便开始萎缩了。”
更糟糕的是，这一趋势在互联网时代的短视频文化中正在加速，其特点就在于将碎片化和娱乐化做到极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消息灵通，他们知道长辈所知道的一切，甚至也知道长辈所不知道的一切。相关调研统计显示，00后成为短视频的重度爱好者，将近一半人偏好不超过1分钟的短视频。试问，1分钟是什么概念？一个成人在全神贯注下1分钟可以阅读300字，而任何一本经典文学的前三个段落都远超这个数字。这一全新的技术媒介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使用这一工具的每一个人，更具体一点就是，它改变了人们大脑神经网络的排布。是的，工具和技术可以改变思维与心智。这种改变的深刻性让很多人“慢性注意力涣散”的隐疾，从而失去了阅读任何长篇的能力，经由每日每时每刻那些简单化、碎片化、娱乐化的短视频轰炸。
说到底，我们不仅在哀叹“童年的消逝”，也不仅在哀叹愈演愈烈的“儿童的成人化”与“成人的儿童化”，更是在哀叹文化本身的消逝。因为要了解我们的文化，不仅仅是了解我们的祖父从何而来，了解他们都吃过什么苦，还要知道我们的思想从何而来，我们为何相信这些理念，还要了解我们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而电视、互联网和短视频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它们都不在意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它只要求你坐好（或许站着也行，甚至是走路），用眼睛看一帧又一帧跳动的画面。所有短视频吸引力你注意力的同时，只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即使是一部两三个小时的经典电影，也可以在浓缩在几分钟之内，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转瞬即逝。而在所有这些画面中，我们的思想、文化、历史、理念、道德和审美体验统统成为一场娱乐，甚至那些不可娱乐之物也会成为另一种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