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充分印证了“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的史*载，官吏队伍的混杂和选拔制度的破坏，是盐铁官营政策带来的另一不良影响，政府将盐铁的经营权从私营领域收归国有，将曾经从事盐铁生产的私人商人转变成了国家官吏，这种做法导致了官吏队伍的混杂，打破了原有官商分明的职业界限。
商人投身政府工作，自然会带入商业思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政府的逐利性，更为问题的是，卖官鬻爵、以羊换郎等现象逐渐侵蚀了官吏选拔的基本原则，由以才能为主导逐渐演变为以财产为导向，这种变革瓦解了官吏选拔的公正性，对政府治理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在总体上，盐铁官营政策对汉武帝时代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而深刻的，通过对老百姓、社会财富和官吏队伍的影响分析，我们更能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财政改革，尽管有一时的填补财政赤字的效果，却在实际操作中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审视对汉武帝政府财政改革的评价时，我们必须理解史学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特别是受到儒家观念影响的传统史学家。这方面，《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三部史书呈现了明显的共性和差异。
让我们深入研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对汉武帝政府政策的批评。这段文字涉及了对外战争、内兴土木的指责，形象地描绘了国家财富被过度消耗的局面。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整段文字中却找不到明确的主语。我们通过回溯文中的引子，发现司马迁在讲述秦朝货币政策后，似乎没有顺理成章地展开对汉武帝的批评，仿佛前后文之间存在一道鸿沟。
这种现象在《史记》中并非孤例，反而相当普遍。对于这样的文义不通之处，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因为司马迁作为杰出的文学家，不可能在基本的文意表达上犯错。这种文义不通的现象通常意味着深刻的含意和隐晦的表达。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对于他来说，要表达对政府的批评又不引起过于直接的反弹是一种挑战。因此，他采取了一种“障眼法”，在揭示政策弊端之前，通过谈论秦代货币改革，制造了一种对秦代的假象，巧妙地掩盖了对汉武帝的批评意图。
这种隐晦的写作手法背后，实际上是在维护司马迁自己的安全。他不敢直接点名批评当时的政权，而是通过回避主语、引用先例，来达到表达批评的目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历史文学对于直接批评当政者的谨慎态度，因为这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在深度分析中，我们要注意司马迁选择在怀疑的同时保持隐晦表达的原因。他的文学手法并非疏漏，而是刻意设计，为了更巧妙地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这种细腻的文字描摹，既是对政治的谨慎，也是史学家智慧的体现。
这种隐喻与悠远背景相呼应，呈现出司马迁深刻的文学功底和对时局的独到见解。通过这样的手法，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思辨性的文字，让后人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他对于政治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