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
诗是中国人视为最崇高又最普遍的艺术，也是他们抒发个人情感的最好的艺术工具。但是，中国人并非把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个人情感都写进诗中，他们的诗歌创作遵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也是在《诗经》时代确立的。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
它引导后代文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人生观念，培养良好的审美习惯和道德节操。
“风雅”作为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侧重于情感抒发内容方面。而“比兴”作为另一条重要的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
“比兴”并不仅仅指一般的“寄情于物”，“情景交融”，它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一方面是指借助外物以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于外物之情的纯。唯其如此，它才会被后人视之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它同时也培养了中国人的艺术审美观念，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而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
三、《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的发生之源。汉大赋的基本句式是四六言，就是直接取材于诗*的结果。从汉赋以后演化而成的骈文，更可以看出他对后世文学形式影响的深远。继《诗经》而兴的楚辞体，本来就和四言诗有着不解之缘，如诗人屈原的著名诗篇《天问》、《桔颂》等，其基本句式，就是直接从《诗经》体的演化而来。
后世的五言和七言，也同样是在《诗经》体基础上的新的创造和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诗经》在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等各方面，都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础。如中国诗歌注重起承转合的章法结构形式，多押偶句尾韵的韵式，多用双声叠韵词以增加诗歌的音乐节奏之美等等，莫不由《诗经》中看出它对后世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基础。中国后世的一切诗歌样式，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它的初始之源。
综上所述，《诗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2500多年以来，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思想、道德、文学等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