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明一代，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大多时期，以保守的防御政策为主。而一气呵成的无缝衔接的明长城，最有利于这种保守的被动防御政策的需要。
当然，被动防御政策下，并不能说明当时就没有如汉朝时卫青、霍去病、李广那样敢于出生入死的军事天才。
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是抗倭名将，也是修建长城，巩固边防的天才。戚继光在实地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长城上建造空心敌台的建议，并得以落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明长城防御型的特征。在他驻守蓟州镇的16年里，边防巩固，民众安居乐业。
2、政治中心的转移造成秦汉与明长城防御重点的不同。
秦汉长城到明朝长城，其修建的共同目的便是维护统一、拱卫京师的安全。所不同的是，秦汉王朝与明朝的政治中心，位置上有很大的转变。
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以及拥有天然屏障的关中平原，长期以来是我国历史上早期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的都城，不管是咸阳还是长安，正是处于西北的关中平原上。长城是为维护统一而修建的，长城更需要做为拱卫京师安宁的屏障。汉长城把主要的关塞设置在西北地区，显而易见是为了拱卫长安城的安稳。
然而，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十三朝都城长安日益失去了它曾有的辉煌。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重心的转移带来政治中心的逐渐东移。从开封到杭州，从南京到北京，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尤其是元、明、清三朝，都以北京做为其政治中心，这也是造成明长城防御重点转向华北地区的原因。
正是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才导致秦汉长城的防务重点分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而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则成为明长城分布军镇和关塞最多的地区。
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其防御重点的变迁，正是和政治中心的转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长城背后的民族变迁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民族变迁史上，长城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
1、长城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民族的特色。
东西连绵起伏的长城，终究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系统，它一定程度上抵挡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文明的侵扰。即使有部分游牧铁骑南下掠夺，也只能在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浅尝辄止，而不敢深入腹地。因为长城沿线星罗棋布的军事据点很容易使他们陷入到夹击和包抄中。
有效的抵挡，其实也是有效的保护。当然，长城的存在，保护的不止是农耕民族生活的安定，还有游牧民族本来的民族特色。
文明只有差异，没有差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中原农耕文明迥异的是，游牧文明生于草原，发展于草原，它有着自己的优势。
游牧民族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由于面对的是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匈奴为代表的长城北线游牧民族，往往采取兵民合一的生产生活组织形式，这样的形式具有灵活性的特征，同时又增强了部族之间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说，匈奴人在战争中“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反映的正是游牧人群可聚可散、灵活机动的特点。
靠着这种灵活机动的特点，游牧民族小则可以凝聚部族内部力量，对中原王朝发动闪电般的掠夺；大则可以集结各部族力量，形成集团化的模式，对中原王朝在军事上形成排山倒海式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