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宋官窑青釉圆洗
2 瓷质礼器的创烧
北宋官窑烧制的不是陶质礼器，而是全新的瓷质礼器；没有瓷质礼器的窑口就不成其为北宋官窑。瓷质礼器是从北宋政和四年以后才真正的开始登上祭坛的，到南宋时期已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使用的范围也从郊祭天地扩展到名堂和家庙，并逐渐成为一种定制和惯例。明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磁。清代“初沿明旧，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可见北宋官窑所创导的瓷质礼器的影响深远，并最终成为祭器的主角和主流。
故宫博物院藏宋官窑青釉瓶
学术界有人认为，瓷质礼器在宋徽宗朝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例如：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郊庙奉祀礼文》中载：“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再有，《宋史》卷九八《礼志第五一礼一·吉礼一》记载:“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吴天上帝、皇地袛、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撣为杓。”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庆历七年所修制的的新礼器都是“瓦登、瓦罍之类”的陶器，没有瓷器；陶和瓷古代通用，陶既可指陶器，也可代瓷器，但“瓦”绝对是指陶器。陶器和瓷器完全是不同等级和档次的东西，没有可比性，烧制这些陶质礼器的窑口也不能称其为北宋官窑，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能代表北宋官窑的品质和水准。而且这些“瓦”类礼器可能并没有登上祭坛。
北宋官窑粉青釉梅花式杯
虽然仁宗庆历七年曾烧制过陶制礼器，但元丰（神宗）六年时使用的“簠、簋、尊、豆皆非陶器”，说明前代新造的陶质礼器实际上并没有被使用。尽管神宗年间又有人提议要使用陶质礼器，到宋徽宗大观年间祭天地时却依然使用的是青铜礼器。由此可见，“器用陶匏”虽然是共识，但北宋历代都没有真正的加以落实。陶质礼器不受待见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陶器早已被青铜器和瓷器所淘汰，在瓷器盛行和高度发达的北宋年间，陶质礼器相形见拙而被弃用也是理所当然。同时由于祭器日趋奢侈化，北宋时期“器必用金玉”已成为常态。陶质礼器的反复出现和退出，彰显出大儒们的迂腐和纠结，不能与时共进，对古制的理解死板而又不合时宜，直接导致了瓷质礼器迟迟无法登上历史的舞台。摆脱青铜礼器的束缚，并成功的使陶制礼器脱胎转型为瓷质礼器正是北宋官窑的一大创举和贡献，也使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所以北宋官窑瓷质礼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际上创立了一种全新风格的礼器，是对传统礼器的一次重大改革，不仅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也彻底改变了礼器的历史，为后世瓷质礼器的发展和普及打下了基础。这也是北宋官窑能够流传千年，备受赞誉的原因所在。
台北故宫藏北宋官窑青釉瓶
3 树开片为饰的新风
中国古陶瓷制作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受陶瓷材质的限制，陶瓷的装饰手法非常有限，基本采用的是彩绘和刻划这两种技法。彩绘是通过在器面施以色彩和图案来表现一定的主题和含义，这种技法源自上古时代的彩陶，逐渐发展到釉上彩和釉下彩，并延续到现代，贯穿了中国陶瓷史的整个过程。而刻划这种手法则是通过在陶瓷表面刻划出线条和图案来达到装饰陶瓷的目的，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又进化出镂雕堆塑等更为复杂高级的技法，使陶瓷的装饰由平面进入到了立体的阶段。但北宋官窑的装饰手法既不是彩绘，也不是刻划，而是使用开片的技法，通过人为的手段使釉面出现各种各样长短大小不一，纵横交错环绕的开片，来表现瓷器的内涵，并达到外观美化的目的。这种手法跳出了传统装饰技法的框架和束缚，用最简洁、最自然的线条表达出最深刻的意像，使原本单调乏味的釉面陡然生辉，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实在是出人意料，令人惊叹不已，堪称古今中外瓷器釉面装饰的最经典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