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在故事模式方面
其实，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故事模式。
诺亚方舟的故事是西方神话或者寓言中经常出现的“原罪-惩罚-逃难-生还”的故事模式。这个模式往往是这样的套路：人类有罪，然后神惩罚人类，但是也有个把幸运者会得到预警，他们可以通过逃难，在灾难中得到生还。
比如在古希腊的丢卡利翁洪水神话就是这个套路，也有着人类贪婪不虔诚，宙斯降罪命令海神波塞冬用洪水淹没世间，除了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因为父亲的提醒而躲在箱子里幸免于难。这个故事的模式跟诺亚方舟的如出一辙。
西方的宗教传统认为，人生来都是具有原罪的。因为人类有罪恶，所以神要惩罚人，人面对神雷霆之怒无从反抗，只能逃难，才有一丝生还的可能。因此人只能敬仰上帝，只能服从神的旨意。人们谦卑的承认自己对神的依赖，乞求神因为他们的虔诚而怜悯他们使其免遭各种威胁，从而能够救赎自己的罪恶。这种“赎罪”心理也是西方神话叙事之所以有这样的模式的主要原因。
而大禹治水的故事则更像是一种宏观叙事，其故事模式是典型的“灾难-救灾-重建”的模式。在中国的洪水神话中，洪水不是什么神的惩罚，而是一种灾难，是一种自然的现实产物。是灾难那就得治理，所以我们的叙事更像一种灾后重建的模式。故事主角大禹的形象，也并不是什么受神眷顾的好人，更像是一个带领人民摆脱灾难的领袖。这反应了我们传统上更注重现实性，注重实事求是的人本思想。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面对自然灾难的时候，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治理灾害，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
对此，梁启超先生在《洪水考》中曾经这样说道：“惟就其神话剖析比较之，亦可见彼我民族思想之渊源，从古即有差别。······彼中纯视此等巨劫为出于一种不可抗力，绝非人事所能挽救，获全者惟归诸天幸。我则反是······盖不甘屈服于自然，而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我先民之特性，盖如是也。”
大禹治水雕塑
【懒龙说】神话其实是我们所有文化、文学和历史的源头，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根和精神的本源。它们反应了上古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神话既有着梦幻的色彩，又无法避免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记忆和精神内核。洪水神话，就是这样一种在文明记忆深处留存的梦幻和现实交织的产物。
从以“诺亚方舟”为代表的西方洪水神话和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中国洪水神话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面对灾难的时候，东西方在思维方式、行为选择以及故事模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往往推崇神本主义，认为灾难是神对人类罪恶的惩罚，人在神面前无比渺小，只能被动承受神的怒火，依赖神的恩赐，乞求神的宽恕和救赎。而中国神话则体现着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国先民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不乞求什么神的宽恕和救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治理灾害，勇往直前。
其实，除了大禹治水，含有中国人本主义精神元素的故事在我们的神话体系比比皆是——天裂了，我们就补天；海挡住我们，我们就填海；山挡住去路，我们就移山；太阳有十个，我们就射下九个来；天降洪水，我们就治水。我们的祖先遇到天灾时候，往往都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努力与灾难搏斗。我们不祈求什么神仙庇佑，我们只相信自己的双手，我们从未向灾难屈服，我们从不放弃希望。
有趣的是，在200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2012》中，好莱坞的编剧选择将承载末世人类逃离希望的诺亚方舟放在中国建造。这固然有着取悦中国观众，示好中国市场的嫌疑，但是这种行为仍然明显的体现出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今天的中国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两弹一星”的基地，在滴水成冰的东北开掘油田，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的冻土上修建铁路，在茫茫大海上修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作为有着战天斗地传统的中国人，我们不会躲在什么劳什子诺亚方舟里逃命，而是一定会选择去做点什么。
正如本次疫情一样，我们用震惊世界的动员能力和难以置信的中国速度，在6000余名建设者和近千台大型机械夜以继日的工作下，仅仅用10天就建造完成了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交付人民军队医务工作者。几日之后，拥有15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也投入使用。我们中国人再一次用自己的双手，造就了一个新的神话。我们同时也盼望两座医院的相继落成，能拯救更多同胞的宝贵生命。
所有人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