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滩三大亨：杜月笙（左）张潇林（中）黄金荣（右）
按照《中英江宁条约》的规定，上海开放后，英国得以设置领事并驻于上海县城。但此时中英双方都没有相互交往的经验，英国人不愿进城，宁可在郊外的黄浦滩头向当地农民租地造屋，成立领事馆。清廷也缺乏外交人才，甚至拿不定主意，用哪一级官员来面对这些可怕的洋人。
上海县属于松江府，但府治很远，鞭长莫及。于是清廷命衙门在上海县城的苏松太道专理洋务，并兼任江海关监督。清朝的官员总是颟顸骄横，对英美法领事的请求往往“说不”，而一旦事情闹大、又卑躬屈膝，所求无不允诺。这种前倨后恭、前后不一的态度使外国领事和大班非常头痛，他们开始建议清廷在洋行的华人买办中选拔能吏，充任道台。
吴健彰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是广东香山人，以外贸而成巨富，是广州最著名的商人之一。上海开埠后，他随美商旗昌洋行而来，并担任买办。吴氏长袖善舞，深谙官场三昧，其为人办事得到外商和朝廷的一致认可。加上他早已捐班候补道员，因此，清廷不久后即任命他为道台，驻于上海县城，专门处理与外滩那些洋人的交涉事宜。
影视剧《建国大业》中杜月笙的扮演者冯小刚
当时的上海、松江、苏州等苏南重镇，虽然经济繁盛，工商发达，但由于清廷口岸政策的限制，缺乏外贸人才，所以此时络绎而来的，都是与外商打交道比较有经验的福建、广东人。上海县城人口六十万，其中闽粤人士就有十五万之多。
上海的广东人大多是外贸商人，安于现状，因此以粤人为核心的洪门在此少有响应。而驻沪闽人以船工为主，于是以底层民众为核心的小刀会刚于福建创立，其徒众就遍布上海。但随着刘丽川的到来，局面改变了。
和吴健彰一样，刘氏也是广东香山人。他早年在穗港的洋行工作，英语流利，善于交际。因为与外商的糖业生意，来到上海并留了下来。在香港的时候他加入洪门，来到沪上，发现广东同乡很多，就开始了秘密传道工作，不断发展会员，扩充团体。不久，刘丽川了解到，盛行于福建水手中的小刀会虽然和洪门没有组织联系，但其政治目标也是反清复明。他即以洪门驻上海领袖的身份，拉小刀会徒众入伙。此举虽然不怎么成功，倒也和上海小刀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经他的折冲樽俎，之前经常在闽粤人士之间发生的械斗也不复再起，两省旅沪侨民结成了紧密的共同体，并暗中奉刘氏为首领。
1853年初，十余万太平军从武昌沿江东来，水陆并进，连克名城。于是东南震动，各处地方官苦于正规军的防御兵力不足，纷纷组建团练以图自保。上海也不例外，在吴健彰的主持下，成立了以粤籍人为主的民间卫队。由于条件优厚，许多广东人远道而来参加这一雇佣军团体。
此举引起了上海本地士绅的恐慌。太平天国运动虽起自于广西，但骨干力量都是广东人，因此清廷蔑称为“粤匪”。如今这些团练都来自广东，万一和“粤匪”产生地域向心力，这可怎么办？但吴健彰不为所动，认为粤籍人吃苦耐劳，打仗只能倚仗他们。
上海士绅情急之下杯葛这个决定，拒绝缴纳为组训团练而摊派给他们的钱粮。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似乎对苏南没有进一步的战略攻势。既然局面不再紧张，又断了经济来源，吴健彰也就顺水推舟，解散团练。这些“退伍”雇佣军失去了工作，正在怨恨彷徨之际，被刘丽川迅速吸纳进洪门。因为，他在准备暴动了。
暴动的建议是由上海小刀会提出来的。当时福建小刀会已经在厦门*官造反，树“大明”旗号，上海闽籍人准备积极响应，邀请洪门共同起事。就力量而言，小刀会比较强大，但威望则刘丽川稍高。而且吴健彰的亲兵卫队都以香山人为主，已被刘氏打通关节。因此，暴动以小刀会为主力，以“大明”为号召，首脑却是洪门的刘丽川。
从攻占上海县城开始，暴动坚持了一年多，期间闽粤两帮从没团结过。刘丽川俘虏了吴健彰，想因同乡之谊放了他，小刀会不同意；刘氏投书联系南京，想把旗号改成太平天国，放弃“反清复明”宗旨，小刀会不同意；到局面最紧张的时候，刘氏想服从外国领事的调解，弃械投降，小刀会不同意。后来，吴健彰在刘丽川的默许下，被旗昌洋行救出；向太平军求援，却被洪杨视为异端而不加理睬；因为重要助手被小刀会枪决，刘丽川最后也没敢投降。不过，广东帮、福建帮有一件事倒是达成了统一，那就是１８５５年的旧历大年初一突围的时候，一把火烧尽了上海县城，这座六百年名城毁于一旦。从此，上海华界只能依附于租界的卵翼下发展，再也不能独自存活。
军攻克上海县城后，对闽粤人士开始了严厉的惩罚。除了残酷的*戮和通缉外，每间闽粤会馆被摧毁，其先人坟墓被铲平，并对留在上海的闽粤商人课以重税——也就是说，清廷要把所有闽粤人都逐出沪上。从此，作为一股势力，闽粤人再也没有重新进入上海，他们留下的空缺，将由逃避太平军兵灾而来的苏州人和宁波人填补。
小刀会暴动对上海最大的影响，除了毁灭县城外，就是打破了之前“华洋隔绝”的局面。租界本来只有华人五百，都是些仆人杂役。小刀会暴动甫起，租界一夜之间就涌进两万本地人。其后太平军兵锋横扫苏南、浙北，当地绅商纷纷逃入原本他们不屑进又不敢进的“夷场”，租界人口暴涨至五十万，地价有上涨百倍之多者。租界内的官方行政系统——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相继成立，警务处及下属巡捕房也随之建立。
太平军失败后，到19世纪70年代，租界的华人纷纷还乡，但还有二十万人留了下来。从此上海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各种社会势力重新发生、组合、均衡。*曾说过，秘密社团是“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其主要成员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的确，洪门和小刀会被消灭后，一股新的帮会力量正在无业游民间悄悄地生长。
如今的上海延安东路，在1914年前是一条黄浦江的支流，即赫赫有名的“洋泾浜”。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县的农民摇着小船，满载着农产品从浦江而来，泊在洋泾浜的郑家木桥畔，与两岸的居民交易。
这条也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因此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最开始时，有一些上海话称之为“小瘪三”的混混在此乞讨、敲诈甚至抢劫，来做生意的农民大声呼救，若是法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些小地痞就踏上郑家木桥逃到公共租界，反之，则从公共租界逃到法租界。
渐渐地，流浪儿、浪荡子、青皮流氓会聚于此。租界警方也曾合力遣散，甚至用拖船将他们“流放”到浦东。但没多久就恢复原样，而且愈发混乱污秽，简直是盗贼渊薮。因此，“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了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俗语，用来指称那些无耻无畏又屡教不改的小混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