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租界当局为此烦恼的时候，一个法捕房的“包打听”——上海人对便衣探员的俗称——将这事儿麻利地解决了，他就是黄金荣。
此时是1905年，郑家木桥周围的青皮已经结成了几个帮派。黄金荣当差十年，相当有破案经验，而且出手豪爽，善于花钱笼络“线人”。这样，没几天就了解到，这些小混混无论跟哪个老大，大都听一个叫程子卿的镇江人的号令。
据说程子卿虽然身材瘦削，却膂力过人，因此黄金荣见他的时候，带了好几个弟兄。程一听是巡捕找上了门，并没有反抗。不过令他吃惊的是，这个一脸麻子、颇有点矮胖的巡捕没把他抓到大自鸣钟捕房，反而进了法大马路聚宝楼的一个小包间。在这里，黄金荣要和他谈一个交易。
条件很简单，黄氏承诺和程结拜弟兄，并介绍进法捕房当差，只要他把手下的徒众组织起来，不再敲诈抢劫，而是规规矩矩地向在郑家木桥卖货的农民征收管理费。黄金荣并非帮会中人，但这一做法开启了上海秘密社团日后四十余年的行为惯例，那就是背靠租界当局的政治势力，在灰色地带以保护者而非掠夺者的身份出现，一方面维护市面安定，另一方面得以上下其手，大发其财。顺便也可以帮租界当局处理一些用法律手段无法解决的难题。
当时的上海，具有城市规模才三十余年，华洋杂处，中西交融，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遇过的窘境，因此，无论市民文化、社会伦理还是日常规则，都在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形成。黄金荣在20世纪初，为帮会厘定了生存法则，自己也受益其中。从此，他依靠秘密社团的力量，屡破奇案，又能保持租界的日常安定，被誉为“租界治安的长城”。五十岁那年，他升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在租界的行政体系中，华人地位向来不高，黄氏能够身居如此警界高位，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殊荣。
黄金荣不是个贪财的人，但他派出去不少伙计和“线人”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这笔很大的开销都由他自己私人支付，因此难免饥不择食，因手头紧张而滥收门徒，以得人“孝敬”。这也成了帮会广开山门良莠不分的滥觞。但是做了督察长以后，黄氏明显谨慎很多，而且出手襄助也大多以政治投资为主。1922年6月，他就帮了蒋介石一把。三十年后，在一份交给中共上海军管会的《悔过书》中，黄金荣这样写道：“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蒋氏当时只是个普通的交易所商人，而黄氏以督察长之尊，竟然愿意帮他讨债，可见，黄已经看到了蒋氏背后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力量。
许多回忆录众口一词，都说黄金荣属于“青帮三大亨”之一。其实，黄氏刚刚混迹江湖的时候，青帮还没到上海滩发展，等他进入警界，因纪律约束更没可能加入任何帮会。或许因为他所交往的大多是青帮名人，故而旁人也就以讹传讹，混为一谈了。
青帮原本的势力范围是以淮安府清江浦为中心，沿运河两岸向北延伸，成员以苏北、安徽、山东人为主。直到清末，大字辈的青帮“老头子”才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上海。当时的上海生机盎然又鱼龙混杂，许多富商求人身保障，都以加入青帮为荣。连反清的革命党为了更有利于安全地工作，也纷纷入会拜师。陈其美、蒋介石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夕一起加入的青帮，他们的师父即是大字辈的张仁奎。张氏有个徒孙也很有名，即悟字辈的杜月笙。
不过对于普通游民来说，加入青帮并不能有什么帮助。1911年4月，已入会三四年的杜月笙被巡捕房抓了起来，罪名是“冒探索诈”。从1908年开始，上海租界所有的鸦片烟馆关闭，任何旅馆浴室如果收容客人吸鸦片，即属违法。杜氏探听到某旅店有住客在抽鸦片，就上前向店主敲诈五个大洋，不慎被附近的巡捕逮住。可见当时青帮基层人员谋生之不易，而且即使被捕，也不见帮内人士施以援手。
这次被捕的羞辱气得杜月笙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足足四个月才康复。从此他觉得帮会并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想要出人头地还得投靠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而那些大人物中，只有一位肯倾心结交底层游民，他就是黄金荣。
杜月笙很快如愿以偿进了黄宅。不过虽然生活安定，却没什么前途。住的是灶披间，*是杂役活。但没几年机会就来了，法租界的一纸禁令改变了他的命运。
杜公馆
1917年，租界内的烟馆和烟土行全部关闭，反而激起猖獗的黑市交易。有鉴于此，法租界决定实施烟土公卖制度。杜月笙听到消息，提出联合张啸林成立“三鑫公司”以包销鸦片，让黄金荣居于幕后，协调和租界当局，尤其是巡捕房的关系。
因为值钱，鸦片经常会遇到流匪抢劫，所以做烟土生意的要点不在“销”，而在“运”。为防止半途劫道，杜月笙为三鑫公司组建了保镖队伍，成员清一色都是他那些来自底层的青帮小弟兄。这些人都是混混青皮出身，没什么文化，倒也头脑灵活，而且身手矫捷，心狠手辣，他们押运的鸦片，没什么抢匪敢动脑筋。
以包销烟土赚取“第一桶金”后，杜月笙转而开立赌场。这也是租界当局既不禁又不管的灰色地带，所以无论赌客还是赌场本身，非常容易受到抢劫。有些混混还怀揣炸弹冲进赌场，不给钱就拉出引信同归于尽。这样，杜月笙的“保镖队伍”又派上了用场。
如此贩毒庇赌的“好日子”过了十年，杜月笙一跃而成上海滩大亨，法租界公董局也请他担任华董。但此时的法国政府已经接到了许多举报，其中有公共租界工部局和警务处提供的翔实证据，对法租界当局的贪腐昏庸尽情揭露，并指出青帮日益坐大，已经危及当局的权威。有鉴于此，巴黎于1932年突然更换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法捕房正副总监，一场类似四十年后香港“廉政风暴”的反贪行动开始了。
租界当局对杜月笙的第一波打击，便是免去他公董局华董的职务，然后严禁烟赌。杜氏倒也是处变不惊，给新上任的巡捕房总监法伯里送去了一幅“金台面”——由二千两黄金打造的全套宴会餐具。不料法伯里毫不领情，还要杜月笙在《申报》《新闻报》上为此举公开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否则将其逐出法租界。
从现在来看，这是时势逼着杜月笙“转型”。幸好三年前，他“生平第一次规规矩矩办的事业”中汇银行已经开业，而且运营良好。既然不能重操旧业，杜氏只能心无旁骛，在金融业上做起了正经生意。
杜月笙虽然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权威赫赫，毕竟目不识丁，且是“白相人”（沪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出身，因此上海的知名实业家对他都敬而远之。而一旦全心投入金融业和工商业，那些实业家发现，他待人热情诚恳，侠义为怀，又多谋善断，心机深沉，在生意上是好伙伴，在生活中是好朋友，在处事时是好参谋。尤其他的口头禅“闲话一句”，的确谈笑中排难解纷，为很多上层人士解决了不少麻烦。这使得实业家们对帮会和“白相人”刮目相看，著名金融家陈光甫、钱新之还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了青帮。
众所周知，帮会本来是无业游民的互助组织，无论成员还是作风都有着浓厚的底层气息，但随着杜月笙转入正行，他的一班徒众也纷纷“上岸”。工商实业家的加入，更是稀释了青帮的下层成分。杜月笙还不满足于此，他要求徒众不要再叫他“师父”或“老头子”，而要叫“先生”，他把徒弟也称作“学生”。这位“先生”还要求“学生”们不得一身短打、吊儿郎当，而要长衫马褂，文质彬彬。杜月笙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现存的所有照片中，都能看到他衣冠楚楚，仪态俨然，根本不像秘密社团的头子，而像开山立派的宗师。
方法论大于世界观。既然帮会已经消解了其来自底层的粗鄙和暴虐，那么，当初产生的由头和能量已经不复存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正是杜月笙自己一手消灭了青帮。吊诡之处正在于此，由不是青帮门徒的黄金荣开创的青帮时代，被青帮门徒杜月笙亲手结束。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杜月笙有过人的投机沾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杜月笙心里一直对文化向往和敬畏，发迹后与文化界甚密，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