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风鸡酒一壶——汪曾祺的旧体诗
文 | 郭娟
原载《随笔》2020年第六期
汪曾祺的文名，起于西南联大、起于诗。时人问：汪曾祺是谁？人答：就是那个写诗别人看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人。——50年代他偶作新诗，已是小清新风格：“（新绿是朦胧的，漂浮的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反右时有人批判他：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污蔑到了什么程度了？！——还是“不懂”。其实这时的汪曾祺在编《民间文学》《说说唱唱》，向老舍、赵树理学习，已经很通俗、大众化了。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的确很“洋”，写诗比40年后的”朦胧诗”还要朦胧，同时带一点何其芳《画梦录》的青春梦影：
当月光浸透了小草的红根/一只粉蝶飞起自己的影子/夜栖息在我的肩上……/蒲公英散开了淡白的织絮/衰老的夜一天劳碌的星辰/昂着头你不怕晒黑了眼睛（汪曾祺《旧诗》，发表于1942年12月8日桂林《大公报》）。
那时，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也是西南联大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唐兰等一众名师的学生。写唐诗报告，他这样形容盛唐之后晚唐诗人们的“暮色”——“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好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是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各种幻想……”他说，李贺的诗，“险奇”“怪艳”，是在黑的底色上，用浓绿、殷红、金色交错成不可解的斑斓图案，充满魔性，那是他向往的盛唐的颜色，是他追慕却难再得的梦——”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这篇写于1944的课堂作业，当时惊艳了闻一多，现在惊艳了我们。
那时闻一多讲唐诗，朱自清讲宋诗，唐兰讲词，他们的学生汪曾祺呢，写他不易看懂的现代诗，盛赞与他同样年轻的穆旦写的诗。当然他用力最多的还是小说。
那时沈从文将他的课上习作一篇接一篇地推荐给老友、报刊编辑，比如郑振铎、巴金等人，说汪曾祺“比我写得好”。沈老师教他“要贴到人物来写”，也纠正他：人物对话不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那时，年轻的汪曾祺才华横溢、心事拿云，也狂，也穷，一度“采薇”而食，失业，借酒消愁……看那时他写给沈从文的信，颇有向老师“撒娇”之感，沈老师回信说：你有一支笔，怕什么！——待到师生各自曾经沧海，再相见，天过午，“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这时，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开始写旧体诗。
1961年与沈从文先生在中山公园
八十年代初，文坛“发现”了汪曾祺，以为他是文坛新人，实际上却是“二十年前旧板桥”——四十年代已颇有文名、被看作京派继承人物的汪曾祺，将40年前旧篇章重写了一遍。
四十年代文坛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晋小说家，其一是胡风最看重的路翎，另一人就是汪曾祺——难怪，八十年代汪曾祺听说一度精神失常的路翎又能写小说了，那个高兴！特地写了篇散文《贺路翎重写小说》，其中还赋诗一首：“劫灰深处拨寒灰，谁信人间二度梅。拨尽寒灰翻不说，枝头窈窕迎春晖。”俨然同科进士，“历尽劫波兄弟在”，40年后喜相逢。然而他高兴早了。那个目光明亮、额发飘飞的才子路翎永远失去了他的“通灵宝玉”，他拼命写出的都是废稿。他没能重开二度梅。汪曾祺后来没再写到路翎，可以想见，他曾经多么高兴，就会多么失望悲伤。其实，四十年代的汪曾祺与路翎并不是一个路子的作家。汪属京派，路翎是胡风派，写作风格各异，“三观”不尽相同。路翎、胡风无疑是革命的追随者，周公（恩来）至少也将其当作党的同路人，而汪曾祺所属京派中那些前辈人物，也反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但离政治远，当时及解放后多属“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路翎、胡风们主观战斗精神强烈，为革命奔走呼号，不幸却为革命之极“左”所伤、几十年打入“另册”。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写小说之余，略谈政治，即被郭沫若批判，颜色不对，解放后吓得自*，未遂后战战兢兢改造思想，放弃了写作，“废物利用”去搞文物，最终在他热爱的瓶瓶罐罐、丝绸绣片上缓过一口气来，后半辈子成为文物专家，有了一个喜剧结尾，八十大寿时，还收到得意门生的贺诗：“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海内文章谁是我，长河流水浊还清。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避寿瞒人贪寂寞，小车只顾走辚辚。”这诗，汪曾祺曾拿给端木蕻良看，端木指“犹及”二字最好。端木是才子，点到为止。猜想那意思：还好还好，还来得及——衬着“总堪惊”一句，满是劫后余生、总算挨到了河清海晏时候的庆幸。
1980年代末在家中写作
汪曾祺当然也算幸运了。沉浸在文学梦中，汪曾祺离政治、斗争这些事，远。从性情而论，他也不是激烈的人。但动荡的20世纪中国，谁人逃脱了政治？抗日烽火中他绕道、周转、路远迢迢赶去西南联大报考大学；抗战胜利了，老师闻一多却被国民党特务那样残忍地枪*于街头，汪曾祺与女友施松卿跑到同学好友朱德熙家报凶信，震惊得“气急败坏”；38岁被错划“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扛170斤重的麻包，冬天进城刨粪积肥，四年里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晚上睡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文革”中编剧“样板戏”，“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被江青“控制使用”的惊警谨慎与急智捷才、登天安门观礼的荣耀，换来粉碎“四人帮”后两三年间被审查、在家直嚷嚷找刀剁手再不写了……所幸汪曾祺挨到了八十年代，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下，创作上迎来了第二春，他的“二度梅”开得俊俏恣肆！人也活得舒展，写作之余，书画自娱，“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会做饭，更善写美食文章，很雅，却平易近人：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青春。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
君其真喜欢，携归尽一樽。
（《书画自娱》）
又有：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颇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呒啥”
（《我为什么写作》）
因为是给上海《新民晚报》写的，还俏皮地用了方言“无啥”。
又如：
新砌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
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题冬日菊花》）
悠然怡然之态，纸上可掬。
相比老师的“犹及回乡”，汪曾祺可算是衣锦还乡——高邮，那个盛产鸭蛋的地方，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虽“乡音已改发如蓬”，却与亲朋师友喜相见，”半世未忘来旧雨，一堂今日坐春风。‘’他追寻童年旧影，观览故乡新貌，“晨兴寻旧邮，散步看新河……水边开菊圃，岸上晒萝卜。小鱼堪饭饱，积雨未伤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