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人生是以一定的职业为载体的。二千多年前，古人就以士、农、工、商等来划分社会职业。在今天，我们常将社会职业概括为三百六十行。事实上，由于科技革命和体制创新等的持续推动，产业形态不断生长、裂变和细分，社会职业已远超这个数量。
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总体上，还是可以把职业类型粗分为为官、从商、治学等几大类。所谓人生之成功或辉煌，常常是指人们在从事这些职业时所取得的成功或实现的辉煌。
做了大官、赚了大钱常常被视为人生成功或辉煌的标志。人们认为，当官赚钱带来的好处是直接的、显著的，所谓“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按理，做成了大学问也应在成功之列，但由于治学不一定能直接带给人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在世俗的眼光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许多人对“金榜题名”者投以羡慕的目光，往往也是因为他们具有了升官发财的资格。作为职业选择，治学则是明显的冷门。
对此，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远在春秋时期，古贤人就深入讨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在与晋国名臣范宣子就何为“死而不朽”所做的对话中，认为“世䘵”或荣华富贵并不能构成人的“不朽”。
他认为，真正的不朽应当是立德、立功、立言，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对“三立”做了诠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简言之，它们分别指的是在弘道立德、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上做出的杰出成就。是否“不朽”，不由当事人自诩，也非他人对健在者的夸赞，而是后人对逝者的公正评价，是历史对一些人的“盖棺论定”。
此后，不少忠良贤达提出了类似的思想观点，例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王阳明的“人生第一等事”不在“登科获取功名”，而在读书“做圣贤”；清朝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
这些震古铄今的哲语箴言，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人生的意义，展现了一种忠于国家、服务社会、敬业向上的价值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和毕生追求。
人生，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的自然生命存在的全过程。但自然生命是有限的，对有限生命如何实现无限价值的超越性情怀，构成了历史上许多贤达之人对人生意义追求的重要方面。“三不朽”之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人生的含义。
它表明，人的生前身后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人生不仅体现自然生命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为社会影响的存续时间，或者说，一个人的存在，并不止于生前，也体现在身后，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对此，我们能从传统文化关于“死亡”问题的认识中获得较为深刻的领悟。今天人们认为没有区别的死亡二字在古人看来却是有很大差异的。古人认为人皆有两命，一为生命即物质肉体之命，一为性命即心灵思想精神之命。“性”为生加心字旁，这一造字结构形象体现了古人的深意。
“死”被看作是肉体生命的终结，而“亡”则意味着思想和精神的湮灭。老子《道德经》言：“死而不亡者寿”，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即所谓亡者忘也。“亡心”了，或者“心亡”了，才是完全死去了。
因此，人的寿命不在于肉体存活多久，而在于被世人记住时间的长短，那些对人类社会有立德、立功、立言贡献的人，虽然离开了人世，但却活在世人的心中，为后代所传颂和怀念，这些人虽死犹生，所以是长寿的。我们能看到，许多古贤人虽然已离世千百年，但在今天仍被热烈颂扬，其声名之盛大大超过了在世的名人。
正如当代诗人臧克家描述的那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纵观历史，许多人忍辱负重、披肝沥胆，其志就在于以卓尔不凡的建树增益于社会，“赢得生前身后名”。
广义的人生实际上包括三个阶段：工作阶段、退休阶段和身后阶段。如果以自然之身为形，以精神之身为神，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身后阶段是既无形更无神的。只有少数人，即使形已归去，“神”也依然长存。
要实现“三不朽”，赢得生前身后之名，必须付出特殊的努力。而就三阶段而言，大体上是工作阶段决定退休阶段，而生前决定身后。这意味着，对很多人而言，承担某种职业的工作阶段对人生建树起着决定性作用。
范恒山先生出席国务院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