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是否有一些特别有利于实现“三不朽”的职业呢？
自古至今，在各种职业中，最受追捧的还是做官。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差不多成为了所有朝代人生的主体价值观和最高追求。即便是那些如今备受世人景仰和推崇的思想文化先贤也大都是如此。
以我们熟知的一些唐宋大家为例。为了入朝为仕，他们百折不挠、执着应试，或者攀亲托熟、求助朋友。
李白，这位令千秋万代传诵的大诗人，为了入朝做官，他义无反顾告别亲友，离家求取功名。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鲜明地表达了要想成为管仲和晏婴那样的杰出宰相，有机会辅佐天子，使四海升平、百姓安乐的愿望。
由于家庭的缘故，李白不能应常举和制举进入仕途，只能走引荐和献赋之路。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初见荆州长史韩朝宗时，他热情地递上了《与韩荆州书》，以求得这位有识人举才之名、又深受皇帝信任的朝廷重臣引荐。
他将韩类比周公，借天下谈士“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言，表达自己“虽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志向。同年，李白为唐玄宗献上《明堂赋》，以谋求官位。在朝廷内外朋友的帮助下，李白终于在天宝元年（742年）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可谓兴高采烈、踌躇满志。
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高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玄宗对应召入宫的李白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面对这样的特殊礼遇，李白当时的欣悦之情可想而知。
同样，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抒发了平生的志向和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此，他积极投考，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所能采取的办法差不多都尝试过了。
虽多方努力，也只是谋得了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等一些小官职，还因秉性耿直、仗义谏言而遭受贬谪。一代大诗人求官之路坎坷多舛，最终没能摆脱穷困潦倒、多灾多病的命运。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从小刻苦读书以图仕宦。他曾四次参加进士考试，四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锲而不舍，分别在第四次登进士第和通过铨选。韩愈还多次给当朝宰相上书，以求垂注举荐。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如愿以偿。
即便是以“修道归隐”闻世的孟襄阳和以“眠花宿柳”著称的柳三变，也曾是积极的求官者。为走捷径，孟浩然积极运作渴求贵人向皇帝引荐。他曾求助过被贬到荆州做官的宰相张说，献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说是求助当朝宰相张九龄）。
第一次赴长安科举不中后，他热络于在京城担任左拾遗的王维。只可惜，在偶然得来的谒见皇帝的机会中，一句不合时宜的“不才明主弃”惹怒了唐玄宗，也永远断送了自己求仕做官的前程。宋代词人柳永则积极求考，期待金榜题名。
第一次参加科考后，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结果却是榜上无名。而愤然之下写就的《鹤冲天·黄金榜上》之“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等牢*之言，据说得罪了皇帝，此后参加的三次科考，在发榜时名字都被皇帝“且去填词”怒而划掉。柳永只得以“奉旨填词”，浪迹江湖去“浅斟低唱”了。
当时当世千军万马挤走求官“独木桥”的状况并不令人费解。客观地说，生活在尘世之中，绝大部分人很难摆脱柴米油盐的束缚，也很难抵御声色犬马的诱惑。而为官不仅提供了颐指气使的条件，也能直接带给人荣华富贵的生活。官职越高，这方面的效用就越显著。人们普遍把做官当作实现志向和梦想的最佳载体。
我们看到，一些人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贪婪地攀爬官位，就是为了满足腰金衣紫、杖节把钺的私欲。但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人，则是期望通过做官实现振兴社会，拯救苍生的理想抱负，塑造“三不朽”的人生。今天为人们所传诵的绝大部分历史名人当属于这样一类。
然而几千年中华文明史所清晰展现的一个事实是，纯粹依赖官职名扬千秋、传颂万代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不要说一般层级的官员，即便是那些显赫的要员，包括执掌乾坤的帝王也很难做到英名不朽。
自秦至清，中国诞生了400多位皇帝，但为世人口口相传、熟记于心的不过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极少数人。相反，实际生活中比较普遍的状况是，绝大部分官员的高光时刻只在工作阶段或在位期间，他们一旦致仕或退休就会变得销声匿迹、杳无音讯。
令许多官员伤感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是，自己的显荣和失落只有一夜之隔：在位的昨天还是“门庭若市”、前呼后拥，退位的今天就落得“门可罗雀”、形孤影只了。这样的官员自然也就谈不到什么身后的社会影响了。
如同为官就拥有了优越的发展条件这种逻辑上的必然一样，绝大部分官员的显荣与失落之变也存在逻辑上的必然。
听命于规制和沉迷于功利是官场生态的两个显著特点，前者不仅会抑制自我创新和勇于开拓，也会因习惯于上依下靠带来自主能力的持续下降，对于很大一部分官员来说，离开了原有体制系统的支撑就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后者则往往会使人境界低下，沉迷于当前利益的攫取和富贵生活的享乐，很难产生改天换地的大志与作为。
我们看到，那些得以名标青史、流芳百世的官员，也恰恰是因为他们敢于挣脱官场规制和功利的束缚，不计得失、宠辱皆忘，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干出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壮举。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官员在历史上显得格外稀少。
再从经商这种职业类型来看，诚然，纯粹的经商办企业，可以给人带来富足和享乐，但不一定能造就不朽，甚至由于中国传统上对商贾之人“重利轻义”的刻板印象，即使是成功的商人也不一定能明显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富而不贵”成为许多商人面对的现实。
虽然对经商者来说，赚了大钱就意味着成功，但要铸就不朽，仅仅赚钱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办企业开拓或成就相关事业，对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作出重大的贡献。
*主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从中，我们能体会到企业及企业家与不朽或伟大间的逻辑联系。
然而以思想文章见长而名扬当时与后世的人物多如繁星，或者说，以治学立言而实现不朽的人为数众多。一些研究者把这种结果归因为“立言”相对容易。因为“立德”需要过众口难调之关、“立功”要蹈政治诡谲之险，所以文人们都以“立言”为第一要务而求不朽。
但有趣的是，那些被后世铭记的文人几乎都未曾以治学立言作为人生职业的第一选择，自然也谈不上一开始就以“立言”为目标而追求不朽。历史表明，他们的“立言”紧紧伴随着求官逐仕或为官治政这一过程。
还以唐宋名家为例。他们的求官之途，大抵上表现为三种结果：第一种，官运亨通，做了大官，此以王维、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王维官居尚书右丞，范仲淹任职参知政事，王安石则两度入相；第二种，宦海沉浮，仕途艰辛，颠沛流离，此以韩愈、刘禹锡、苏轼等为代表。
韩愈曾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刘禹锡担任过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及苏州汝州同州刺史等职；苏轼后期也官至礼部尚书和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第三种，求仕受阻、命运坎坷，最终未能入仕或只做了较为低阶的官吏，此以孟浩然、李白、柳永等为代表。
孟浩然求官不成，归隐鹿门；李白在皇宫里只干了二年多就被“赐金放还”，跌入谷底时留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懑；柳永最终受益于恩科，谋得了余杭县令之类的小官。
但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成为了享誉后世的不朽之人，而成就他们的，是在报国之心、强国之志驱使下伴随求仕为官之途形成的卓越思想和光辉的文字！我们看到，无论官场境遇如何，他们都没有随波逐流、逆来顺受。
他们或在治国理政中突破陈规、大胆变革，形成了契合时代节拍，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理念；或从追寻功名、浪迹江湖的经历中贴近生活，创出了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或在“党争”“宫斗”等带来的大起大落、遍体鳞伤中实现大彻大悟，以心灵的解放带来思想的升华和文章的灿丽；或在亲近山水、拥抱自然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以深邃洒脱垒起了诗词的巅峰。
后世的人们记住了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否担任过官职、担任了多大的官职，而是他们充满智慧与才华的思想和文章。“文章憎命达”、“诗以穷而后工”几乎成为立言者成就不朽之名的通则。这也一定程度印证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道理。
事实上，治学著文造就的不朽早已为古代有识之士所揭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既然如此，那些思想、文章的创造者必然因之而“长寿”、而不朽。于是我们看到李白这样的诗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我们也听到刘禹锡如此评价：“人间声价是文章”。
的确，历史真切地显示，一切皆为过眼云烟，唯有思想文化永存，尤其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字会历久弥新、永放光彩。其实，在“三立”之中，“立言”不仅是基础，也是重要载体。没有立言，立德立功往往是无法展现与升华的。因为思想、文章等的永存，也就带来思想文章创造者的不朽。
历史清晰地表明，能为普通大众所铭记传颂的，大多是依托治学而诞生的各类专家，其中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也包括各种类型的科学家。正是他们，成为了有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中坚。他们的人生，无疑是精彩与辉煌的人生。
这样的群体所占比重越大，社会的活力就越强，也越能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治学之职不为世俗追捧，不仅是因为它不如为官、从商那样“金碧辉煌”和“珠光宝气”，还因为它异常清苦、枯燥，并非普通人所能承受，乃至是因为它对人的综合素养和领悟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很多人难以跨越其门槛，更遑论登堂入室成一家之言了。
但恰恰是这种职业，产生了最多为普通老百姓所传诵的不朽人物。这一事实，应该成为今天我们自主选择职业乃至整个人生发展之路的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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