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同学》剧照。
就这样，大兴安岭的山风开始吹向了中原。2007年，顾桃参加影展。桌上摆着各种名签，“耿军导演”“林鑫导演”“邱炯炯导演”……还有“顾桃导演”。那时候，顾桃还觉得有些难为情，“也没导过，也没让人演过，就是开机了，回来剪一剪，连在一起”，这就成导演了？
接受这个身份，顾桃又花了好几年。其间，有人在公共场合喊他导演，好长时间没人应声，顾桃不知道是在喊他，比起“导演”，顾桃觉得自己应该叫“制作人”，纪录片制作人。可时间长了，他也就接受了，“一遍遍纠正，麻烦”，更何况，没有多少人真的认真琢磨这个称呼。
让顾桃没想到的是，最难适应的还不是“导演”，是“导演”扮演的身份。那时起，不论国内国外，电影放完之后总有个环节叫Q&A。有观众站起来问，“你怎么看你拍摄的这个民族”、“他们对你的片子有什么评价”，甚至在前两天的北京书市活动，提问环节依然有声音通过电路，传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屏幕另一端，“你怎么看这种失落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关系”。
这些问题，起初顾桃都答不上来。“我也没想让他们（鄂温克人）看我的片子”，顾桃觉得，片中的影像选取都是他视角下的部落生活，只是他看待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既不需要认同，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意见。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顾桃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7月。
“鄂温克三部曲”出来后，经常只在小厅里放映，一场的观众最多时候也就四五十人。差不多十年前，有个做放映的策展人谈好了一个院线，要放《犴达罕》，还邀请顾桃去现场互动。当时那个影厅的标准是260人，顾桃到了才发现，走廊过道坐的都是人，这让见惯了小场面的他结结实实地紧张了一回。没想到，灯一黑，纪录片一出来，还没到十分钟，人就开始陆续起身，而到影片结束时，厅里稀稀拉拉坐着的，又成了四五十人。我问顾桃，“你当时尴尬吗”；顾桃说，“就觉得好玩”。一部片子，四五十人喜欢，和四五百人喜欢，真有那么大区别吗？
现代人的精神游牧
这些年，顾桃的生活也开始向家庭收缩。小儿子小罕到了快上小学的年纪，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年轻时那样一头扎进敖鲁古雅多年，即停即走的大篷车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经费不够就回家呗，回去攒点再接着来”。一路上边拍边走，拜访失声的萨满，也寻访旧友。
这些年，昔日电影节上的那些老朋友也有了新变化。一元影院的黄香去了美国，丛峰和马莉离开了宋庄，韩涛回到山东莱芜搞起了美术馆，林鑫抱上了孙子，耿军又成了单身，沉寂多年的新电影《东北虎》拿到了龙标登上院线，两极分化的影评下，耿军还是老样子：“别人怎么评论，是他的自由”。说到这，顾桃看向窗外，“天南海北的那些人啊，还真有点想他们。”
或许，大篷车已经开始酝酿下一站目的地。在顾桃带着问题推开老友的门前，我们先推开了他的院门：
顾桃，独立纪录片导演，摄影师。2003年，拍摄个人首部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该片获得第5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第16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自然类纪录片金奖等。2010年，拍摄纪录片《雨果的假期》，该片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最高奖小川绅介奖、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等。2013年，拍摄纪录片《犴达罕》，该片获得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等。另有作品《神翳》《乌鲁布铁》等。
新京报：“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犴达罕》《雨果的假期》）出来后，很多人说，你的拍摄是一种“人类学式的影像”。
顾桃：我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北方少数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与大民族的关系。但不止于此，其实我也在关注少数人，比如跨性别群体。这些并不一定是人类学影像，只是说我更重视人的情绪罢了。
纪录片《雨果的假期》画面。画面中的男孩雨果从小被基金会送去无锡上学，2007年夏天的暑假，顾桃拍下了雨果回家后第一次和妈妈柳霞见面的镜头。
其实在之前的许多场合，我都做过一些零散的回应。这一次，我想补充一点我近年来的新感受。在我的理解中，人类学是从学科出发，它意味着不论是拍摄者，还是记录者，是带着特定的问题走进一个部落族群，最终的目的是回应这些问题。但这样的“问题意识”恰恰是我所比较排斥的，我更在意人在生活日常中的那种无意义，重要的是相遇和相处，是和主人公的情绪共振，而不是预先设定问题。
新京报：但其实，不论是否预设问题，共同的地方是都需要花费足够长的时间。2005年，35岁，你再度孤身去了敖鲁古雅，下了狠心要在那里待住，说要拍十年。可是人生没有几个十年，那之后，当时间的成本一再被推高，你会焦虑吗？
顾桃：是啊，明年我就53岁了，从35岁到53岁，我的理解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最近，我其实在尝试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从蹲守式的，用时间去堆积，转变为游牧式的，从空间上延展。基本上，我们那一代拍片子的人，都在尝试改变。比如赵亮，几年前我们就聊到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已经不太可能再用十年的时间去拍类似于上访这样的主题，精力和心劲儿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就更注重用当代艺术的方式介入作品表达，更多添加一些观念上的阐释。
但坦白讲，我缺乏这种“观念”上的东西，所以只能从我的生命历程中寻找那个过渡地带。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可能是“行走”，通过“行走”尽可能去形成一种经验的传递，它也和祖先的基因有关。一张萨满地图，一张独立导演地图，这是我余生想要绘制完成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