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有话好好说》剧照。
“我有自知之明，很知道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当你的内心很卑微，你的作品就会很脆弱。”那时，顾桃模糊地感觉到，他想表达，但想不清表达什么。
2003年，跨年的倒计时如期而至。周围人似乎仍然感染着新世纪开始的冲劲，但顾桃却觉得，“新旧世纪交与不交的，跟自己都没多大关系”。
那年春节，无所适从的他回了趟内蒙古老家。大年初一，电视里放着重播了不知道第几遍的春节晚会，顾桃的父亲又翻出了年轻时的日记。父亲顾德清年轻时是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的馆员。自上世纪80年代起，顾桃印象中，父亲一“失踪”就是好几个月，回来时带着待冲洗的照片，记录着他和猎民同吃同住的生活碎片。顾桃小时候经常被抓来洗照片、抄东西，抄了好几大本，却从来没细看过内容。黑白世界里的驯鹿、森林，猎枪与蒙古包里的嗬气……既陌生又有些熟悉。
顾桃问父亲，“这些人现在在干什么？我替你去看看他们吧”。
顾桃的父亲顾德清。
父亲劝他，“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你不要去了”，可还是转头写下了五个人名的字条。“他还是念着他们”。200多公里外的敖乡，当年的五个名字多数都留在了当年。辗转中，顾桃被领进了当年父亲跟拍的那户人家的儿子家中，盘腿坐在炕上，不一会屋子里陆续有鄂温克族人进来，听说“顾德清的儿子又来了”。不远处的客厅里，两只退役的猎犬正在发情，另一边却是敖乡村民念叨着来年的搬迁。顾桃第一次觉得，相机的标准镜头拍不下这幅画面，“要是有个动的就好了”。
“我待在那儿，不是为了等待什么”
尽管那时，顾桃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但是后两年也没动。回了北京，又回到那种熟悉的生活节奏里，为下个月的房租烦恼，每天朋友来，应酬放空，那天晚上的那股劲儿，隐约好像又有点泄了。
“不仅是身体上的准备，更多是心理上，你会开始犹豫。我也不是什么天赋很高的人，一做什么事儿就能成”，顾桃承认，那段时间他确实有些瞻前顾后。
2004年夏天，有天晚上，外面天儿热得厉害，顾桃打开电视换台，换到一条新闻，满屏的红条幅，记者字正腔圆地朗诵“鄂温克人乔迁新居，欢天喜地搬进新居所”。又换了几个台，那几年正是生态移民，新闻里清一色都在说这个事情。
顾桃想起来年前那天晚上的场景，在屏幕前愣了好一会儿，“这世界简直太魔幻了”。前不久电话里，维佳还说他们下山后没多久，又把驯鹿拉回了山上，鹿到了山下适应不了，连水都不喝，死了很多。那几天，顾桃才真的有点儿在北京待不住了。
纪录片《犴达罕》剧照。
可是，用什么拍？顾桃曾试图和电视台合作，那会有个栏目叫《美术星空》，之前学画画的几个朋友就在电视台做这个节目。顾桃厚着脸皮张嘴，能不能借一台机器。他们问，你要拍啥。顾桃说，想去敖鲁古雅拍一个部落。他们又问，大概要借多久。顾桃说，想先拍十年。
“他们当时都蒙了，以为我在开玩笑，反应了一会说，那不可能”，顾桃摸着桌上还剩半杯水的杯沿，“他们还帮我分析，老顾，你可别拍纪录片了，那东西，你不如拍电影”。后来，还是从前女友的哥哥手中退役的一台“掌中宝”，解了燃眉之急。
那年冬天一过，正式开始拍摄。拍摄之初，顾桃花了大部分时间，让自己先“去存在”。鄂温克人不养闲人，人在森林中，首先得是一个劳动力。之前不会做饭的顾桃，开始做饭了，他甚至还做了个“冰箱”。夏天，大兴安岭森林中温度很高，猎民打下的榛鸡，剩的菜当天不吃完很容易坏。他在山上发现一个四五十厘米的不锈钢桶，在地里挖了一个地洞，深度刚好放得下这个桶，猎民们把菜和肉放在里面，能多存几天，觉得“挺有意思”。
玛丽亚·索老人在打列巴。（拍摄：顾桃）
真正促使顾桃拿起相机的，是情绪。镜头中，醉酒的柳霞曾一把将三角凳抡在弟弟维佳脸上，维佳呆愣在原地，没有任何反击，满脸是血地低着头：“鄂温克族人尊重女性。”沉默的玛丽亚·索会在听闻顾桃的父亲去世时，默默搓干净手上的面粉，钻进帐篷里塞给顾桃一副手套，“这是给你父亲留着的”。
八年间，顾桃更像是一个“生活者”。“我待在那里，不是说在等待着发生什么，而是觉得，我好像与他们在同样一种命运里”。
“我没导过，也没让人演过，为什么喊我导演”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粗剪是在2006年。顾桃把片子寄给了他的老师伊德尔，后来伊德尔把片子又拿给做当代艺术的栗宪庭。栗宪庭跟顾桃说：“你这片子属于独立电影，可以在宋庄影展上放一下。”
顾桃内心疑惑，“啥叫独立电影？一个人拍的就是独立的吗？两个人拍的该叫啥？”但又强装镇定，应和了两句。说到这里，顾桃突然笑了笑，他问我，时下的年轻人是不是都很爱用“独立”这个词，一说就是“独立摄影师”“独立导演”，甚至还有“独立作家”“独立诗人”，在当时，没人觉得这是件足以拿出来说的事。
当时的独立电影还被戏称为“地下电影”。不少创作者尽管还保持着与公立机构，如电视台和制片厂的既有联系，但也逐渐开始拍摄更加原子化的内容，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同时，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也越发显著。
顾桃记得，那会儿一桌人攒个局，饭桌上围一圈，十个人里大概率有八个都来自不同省份和行业，更谈不上科班出身。后来被喊作“私影像鼻祖”的胡新宇，曾经在大学里教意大利歌剧；扎根铜川，用业余时间拍出《瓦斯》《同学》等作品的导演林鑫，曾经是朝九晚五的银行柜员。当然，关心北方边地民族、萨满信仰的顾桃，也曾为了谋生搞过服装摄影。这些听上去都和“纪录片”没什么关系。你永远猜不到，推门进来的下一个人会道出一段怎样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