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网络）
伴随着明朝的灭亡，大清王朝正式建立，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一直是非常的坚决。
而最开始限制和控制宦官权力的就是多尔衮。
多尔衮带兵攻入北京，当年明朝的一众太监们，先是欢迎李自成的到来，而在李自成逃走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开门投诚，欢迎清军的到来，这给了多尔衮以极大的震撼。
一方面，在此之前满洲人有贱籍制度，并没有使用“阉人”的传统，看到如此数量庞大的太监队伍，不免会有一些惊讶和紧张。而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人反复的卖主求荣、卑躬屈膝的态度也让多尔衮等人在高兴之余产生了深深的恐慌。
于是，多尔衮定下制度：
“嗣后太监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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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皇帝亲政后，也曾积极控制太监的权势，并且立铁牌于交泰殿，警戒内廷太监不得干预政事。
“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谕内院：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仍明谕中外，以见朕酌用寺人之意。内院即传谕该衙门遵行。著刊刻满、汉字告示，自王以下及官吏军民人等咸宜知悉。”
然而，后来由于顺治皇帝对于贴身太监吴良辅的信任和器重，也险些让宦官势力死灰复燃。
原因在于此时的顺治皇帝处于对“多尔衮专政”的忌惮和警惕，因而听从了吴良辅的提议，仿照明朝时期的“二十四衙门”制度，建立“十三衙门”，即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宣徽院）、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尚宝司）、司设监、尚方监（尚方院）、惜薪司、钟鼓司（礼仪监、礼仪院）、兵杖局、织染局（经局），全权代替内务府。
更为关键的是，“十三衙门”的主管皆为宦官，这样的安排使得清朝又回到了明朝时期宦官参与政事，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开始进行了渗透。
至此，清朝初年最大的宦官集团“内廷十三衙”，就此形成，围绕着其所进行的权力斗争与冲突也是愈演愈烈，吴良辅无疑是宦官集团的重要核心与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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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
此时八岁的康熙皇帝已然登基，权力也转移到了孝庄太后和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的手中，而他们对于吴良辅及其所属的“内廷十三衙”是深恶痛觉，不仅仅是因为“十三衙门”触动了八旗传统势力的既得利益，更是对国家最高权力有着重大的威胁和挑战。况且此时的“内廷十三衙”并不安分，正在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希望借着新君登基、立足未稳的时刻，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
于是，“内廷十三衙”遭到了四位辅政大臣迅速而又彻底的打击与清算，包括吴良辅在内的众多宦官被下令处死，“十三衙门”也就此遭到了裁撤，并且重新建立了内务府等宫廷事务机构。
可以说整个清朝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局面，除掉“内廷十三衙”这一举动奠定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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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登基后，给予了太监们更为严苛的管制与压力。在顺治、康熙两朝，清朝皇宫的太监总数一直控制在700—1000人的数量，然而伴随着雍正皇帝的登基，宦官的势力也开始抬头。
形成这样的局面也有着其必然的历史原因。
一来，雍正在“九子夺嫡”的过程中，大范围的买通并且结交宫中的太监和宦官，用以传递情报、通风报信，让雍正在许多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占尽先机，进而赢得了康熙了赏识与信任。从这一方面来说，这些宫中的太监们对于雍正的登基是有功的。
二来，雍正在位期间，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将权力逐渐的回收，而他本人又是稳坐皇宫之中，除了“密折专奏制度”，也需要更多的耳目来掌控皇宫内外的局面。
因而在雍正朝时期，太监数量在其高峰时期，甚至超过了2000人，在朝堂上的影响力也开始有所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