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痊愈的几只小狗回到救助站。王翀鹏程摄
今年12月9日，一个年轻的女孩联系文军红。她在路边捡到一只哈士奇，狗很瘦，穿着红色的连帽衫，戴着牵引背带。它的尾巴秃了，屁股下面长了一颗苹果大小的鼓包，走了两步就嗷嗷叫着摊在地上。文军红不得不收下，带它看病，安排它住进了救助站的大狗笼里。
爱心人士每次从屠宰场或拦车救下的狗无处可去，就联系文军红。这些狗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只能每家拿一点，分开救助。
去年12月，有爱心人士从江津一家屠宰场救下400多只狗，文军红接下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也有40多只。
“做流浪动物救助，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此前，一个全国知名的救助人曾对媒体说。
文军红不再主动捡狗了。救助站的笼子越摞越多，她的钱也快花完了。据媒体报道，2017年，她已经在外面借了很多外债，抵押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几只大型犬住在简易笼子里，最近文军红正忙着给它们搭新笼子。王翀鹏程摄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统一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政策，各地处理方式不同，管辖部门也不同。有些是归公安部门管，有些由农业部门或城管部门管理。”12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创始人、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秦肖娜告诉新京报记者。
文军红有去了解过，重庆的流浪动物是由公安机关管理，收容在留检所。文军红猜测，可能是收容能力有限，因为公安机关抓捕的流浪猫狗偶尔也会送到她的救助站。
文军红提供的回执显示，今年1月26日，一只大型犬尾随行人，被重庆市渝北区分局的民警控制住，送到文军红的救助站；4天之后，九龙坡区分局也给文军红送去一只流浪狗。小狗的主人搬家时没有带走它。
派出所偶尔也会往救助站送狗。王翀鹏程摄
在南山的四年半，狗的数量翻了三倍，有将近900只。搬到庆丰山村之后，大半年内又增长了400多只。
“动物救星”和“狗疯子”
在庆丰山村村民的印象中，文军红神秘又强势。去年底她刚来不久，救助站就因噪音和异味被村民举报了。庆丰山村前村支书杨*记得，村、镇的干部轮番上去找她谈话，起初她态度很好，还给村里写了承诺书，答应一年内搬走。
后来，干部们去的次数多了，文军红就烦了。“今年五六月份，我亲自上去，她门都不开，面都见不到。”庆丰山村村民委员会谢主任说。杨*因说话时措辞不当，激怒了文军红，被她狠狠教育了一顿。
“他们吓唬说要放我的狗，我说你敢放狗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文军红说。
但和文军红相识十几年的张英却说，文军红其实是个性子软弱的人。
“每次她遭欺负，都是我们帮她说话。”张英说，之前有人给文军红送去40只狗，不仅没给钱，还在救助群里诋毁她。文军红不愿吵架，张英出手在群里帮她讨公道；还有人说文军红卖狗肉，救狗是为了骗钱，张英回怼他们：“狗你拉走，这个钱你去赚。”
张英从1997年开始做救助，最多时捡了一百多只狗。但家里养不下后就不捡了，现在家里有67只狗。有人喊她救狗，她不去，后来干脆长期关机。偶尔接到救助的电话，一听要救狗，她马上挂电话。还警告对方：不要把我的电话到处给。
但文军红做不到。只要有狗要救，她就马上赶过去，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花钱包车去很远的地方。
“她对狗是真的好，但也有点疯狂。”一个工人评价文军红。
68岁的她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守着一只生病的狗；她经常每天吃一顿饭，体重只有70多斤。但小狗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鸭肝。“我们这的大狗都比她重。”工人说。她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给狗治病动辄成千上万的医药费，文军红掏钱一点都不含糊。
文军红的手上布满狗咬的伤痕和干裂的伤口。王翀鹏程摄
“全心全意”、“大爱无私”、“爱到骨子里”。“日善群”里的爱狗人士这样描述文军红，还有人称她“文菩萨”，说她是“动物救星”。
文军红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但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一面。最近一段时间，救助站要改建，又有十几只新来的小狗，她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有两三次，她带工人打疫苗，从家门口路过也没进去。
“你老了还不是要女儿养你，难道要狗崽子管你？”工人劝她多关心女儿，他们不理解，怎么狗比人还重要？文军红脸上的表情复杂，“还有几只小奶狗没喂。”
不理解她的人不在少数。文军红经常能收到侮辱、谩骂她的电话或信息。12月12日，有人在微信上说她是“拜狗邪教”，是狗疯子，“我不在乎，我没做错。” 文军红语气坚定。但当天告别的时候，她还是悄悄问记者：“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
救还是不救？
最近几年，文军红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
她没有能力照顾更多的狗了。救助站的花销像个无底洞。她只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女儿资助她5000元，还能收到两三千元的捐助，但仍抵不上每月近8万元的开销。这些年，文军红把所有的存款都投进去，卖了房，最困难时，她卖掉了母亲留下的黄金，花光了女儿辛苦攒下准备买车的钱。她经常梦见狗没饭吃，饿得皮包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