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静波
除夕那天上午，三弟妹带着我夫妻俩及四弟的两个女儿去祠堂祭祖。祭品装满一篮子，有一只肥大的拔了毛的鸡，一锡壶米酒，几挂鞭炮，若干支香，若干支红烛。
我们本就起得晚，还想搞搞卫生，弟妹催着早点去。我问祭祖是否必须在早上，她说，祭祖后的鸡要在中午年饭吃，所以要早点去，要不来不及煮。
进入祠堂院门，院子里已经是一地殷红细碎的爆竹纸皮，有几拨人在祠堂里前后行礼祭拜。我们跟着弟妹，她让干啥就干啥。刘负责放鞭炮，我洒酒，两个小女孩跟着作揖。进到祠堂门口，该刘放鞭炮了。他笨手笨脚的，我很怕他炸到手，叮嘱他小心，点燃引子就把鞭炮扔出去。刘浑然不怕，自信得很，说他是放鞭炮的老手。鞭炮很响，很长，两女孩捂着耳朵，大人们也将耳朵侧过一边，这些劲爆的声音足以唤醒祖宗的神灵。我们先到存古堂”牌匾下。香案上已经*很多香、烛，地面已经被酒浇湿，刘家人丁兴，香火旺。弟妹点燃香、烛，插在香案上，然后双手抬高祭品篮子，躬身作揖。我们跟着，双手合十，三鞠躬，神情肃穆。作完揖，弟妹让我将锡壶里的酒洒在香案下的地面，来回洒。牌匾后是存放祖宗牌位的地方，这是祭祖的仪式。向祖宗拜年，同时向祖宗祈福，求祖宗保佑。然后，返身，在祠堂天井一角开始祭拜。程序与刚才一样，弟妹说这是拜神。
我们一共去了三个祠堂。存古堂香火、人气最旺，另一个是近支家族的祠堂，还一个是拆旧后新建的刘家大祠堂。大祠堂大门紧闭，我们仅在台阶上拜了拜。
除了祠堂，我们还在井边、村道两边的几个土堆祭拜，最后在村口的土地庙前结束了祭拜活动。土地庙有墙壁有屋顶有门，有模有样有棱有角的高级建筑，只是太矮小，只有鸡笼大，装一只鸡的鸡笼，目测勉强才能伸进两只手。庙内中间有个小小的土台，台上空空如也。我问弟妹，庙里为什么是空的，她说，你看那边上倒着个东西，那就是菩萨。我看不清那倒着的是木刻的还是泥塑的，也搞不清是道教的土地公公还是佛教的地藏菩萨，更看不清它的面容。庙门口香、烛*一堆，鞭炮红皮满地，很多人虔诚地膜拜过了，土地公公（或菩萨）却脸都不露，倒歪着身子对付，也没有人去扶它一扶。当然了，如果庙里供的是土地公公，也正常。土地公公调皮得很，随时遁土而去，不见影子都正常，歪倒在地更无须见怪了。
每拜一处，我都琢磨拜的是谁，只有知道对方的身份，我才知道心里应该对祂说什么话，许什么愿。我只能确定在祖宗牌位下祭拜的意义，其他不甚了了。刘说不明白，弟妹也说不明白。他们说，别人在哪里拜我们就在哪里拜。
我的老家过年没有这些活动。结婚之后，在婆家过年十多次，每次都祭拜，每次都糊涂。今天我要向叔叔请教，搞个明白。
下午，去叔叔家拜年，我很认真地提了这个问题。叔叔八十三岁，五十年代的中专生，在家务农。他是沙湾村的知识分子，各种规矩的解释权威。他喜欢思考，文章写得好，爱说话，感觉什么他都能说出个道道。尽管他的语音我听得不很清楚，但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不明觉厉地佩服。这次我要求刘必须全程翻译。
叔叔说，原来过年只祭拜祖宗、神和土地。对着牌位拜是祭祖，对着祠堂内天井角落拜是敬神，村口庙那里拜的是土地。后来做生意的多了，都想发财，拜的神也多起来。也没什么讲究，愿意拜就拜咯。我又问，在土地庙那里拜的是神仙还是菩萨？叔叔有点说不清。我再问，为什么新的大祠堂关着门? 叔叔说，大祠堂是附近所有刘姓共同的祠堂，外村姓刘的也有份，他们也出了钱，但外村的人不会来拜，本村人也不认真，可能是里面被哪家堆了东西，把门锁了。
噢！我三十年来奉为神秘神圣的各种祭拜竟然可以随意增加也可以随意简化！这里的规矩那么多，结了婚的女儿过年不能回娘家住，初一早上女人不能太早出门，大年初一早上要吃素；这时要放鞭炮，那时要点香烛；要在这里拜，要到那里拜；说这个不吉利，说那个要当心。尽管有许多的不理解，甚至气愤于老规矩里明显的重男轻女，但我一直谨小慎微，生怕说了不该说的话，走了不该走的路，生怕别人说我冲撞了神灵。作为女人，在各种仪式、各种场合中被轻视、被歧视，我常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鼓吹男女平等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进入新中国已经七十多年，这里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封建社会的性别歧视却仍然流行，仍被村里的男男女女奉为圭臬。我曾经不解，也问过这里的姑娘们，为什么不生气。等到三十年过去，我妥协了，就像本地妇女说的，这里就是这样的。
叔叔的话，让我琢磨良久。我终于发现了奥秘。女人们为什么不生气，爱并尊重自己女人的男人为什么坦然于男尊女卑的习俗？原因是，大家不当真，不在意更不琢磨各种仪式、习俗背后的意义，前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我也发现了可以变革习俗的希望。既然祭拜仪式可以因为想发财而增加，因为怕麻烦而减少，那些明显产生负面影响的习俗，就有发生变革的可能。如果有人带头变革，过了一代或者二代，新风尚也可以成为习俗了。
首先应变革的是，在生命意义上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
祠堂文化中有一个叫“上灯”的仪式。凡是生了男孩，过年时就要在祠堂热热闹闹“上灯”，如果生的是女儿则悄无声息。“上灯”是为男婴祈福，祈求他健康平安，同时也希望家族百子千孙、人丁兴旺。
为什么不给女婴祝福呢？女儿也要健康平安啊。至于人丁兴旺的希望，不是更在于女人的生育活动么？没错，女儿是要嫁人的，但婚姻法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随母姓。即使孩子随父姓，女儿的孩子不也是家族的血脉和后代？而且，即使女儿是为别人的家族生养子孙，那为本家族的生养后代的人也是别人家的女儿，自家、别家女孩的生命和成长都得到祝福和呵护，对每个家族都意义重大。
传统的“上灯”仪式，意味着视女孩为外人，男孩才是家族传人，除了表征女孩的卑微与被歧视外，也会产生一些对家族不利的问题。比如，出嫁后的女儿有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义务？从法律上来讲是有的。但在现实中吉安乡村的女儿嫁出去之后是不赡养自己父母的，她是女儿，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她只赡养家公家婆。自己的父母该他们儿子赡养。
这是当地乡村的夫妇一定要生个男孩的根本原因。
运气好，能如意生下儿子，而且儿子能干又有孝心，还娶了个善良的老婆，而且，这儿子还要留在身边，老人才能有所依靠。如果，没生下儿子，或者儿子不能干，或者能干而没有孝心，或者能干有孝心但没娶个善良的儿媳妇，或者，儿子不在身边，村里老人的晚景会很凄凉。女儿即使离娘家近，有能力和时间照顾、赡养父母，她们也不觉得有此责任。
这个时代，在社会地位上，女孩男孩一样，受的教育，具有的工作能力也不相上下。为什么要把女儿排斥在外呢？自己的女儿是最能暖心的小棉袄，给予她们同样的爱，支持她们读书、发展，也赋予她们同样的道义责任，于女儿、于父母、于家族、于社会都是好事。
还一件应该变革的，是女儿过年不能回家住的习俗。
在广州读书、工作的小姑子结婚后，十多年从未回娘家过年。她的丈夫是广西人，以前都是在广州或者广西过年。年前，她说过年要回吉安看老妈，老妈近九十岁了。我邀她小年那天一起走，她说不行，她初二才去。我问为什么，她说是规矩。她还说要住在吉安宾馆，不住家里。她夫妇俩带着三个孩子，春节又是乡村堵车时节，大冷天的，每天在家和吉安城往返很麻烦，我劝她就住在村里，村里几个哥哥都有房，家婆那边也有房间，条件比宾馆也差不了太多。她说不方便。我知道村里的规矩，但这规矩太不合理，未必就不能破一破。我与三弟善侗说这事，开明的善侗说，不要住吉安，就住家里，他家大把房间。他给小姑子打了电话，小姑子仍然坚持住在城里。
小姑子的顾虑是有原因的。吉安农村结了婚的女儿过年不能在娘家住，平常日子，夫妻俩回娘家，可以住，但夫妻不能在同一间房睡，说是不吉利。我曾问两个娘家是本地的妯娌，是否听说过因出嫁女儿回娘家过年住而发生不好的事，她们都没听说过。那为什么还抱着这样的成见呢？一个妯娌说，如果这年村里哪家发生了不好的事，会把原因归结为村里有出嫁女儿违反了规矩，就会怨恨这一家。
嗨！这样的习俗观念在村里流行，读过研究生的小姑子只能望家兴叹，陪九十岁的老母亲过除夕夜只能是梦。
难怪村里的姑娘，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个人条件如何，都要在春节期间回家相亲，找一个本地的对象。如果嫁得太远，当天不能往返，住宿是个大问题。当天能往返的区域，即使是有私家车，也不会很大，何况对于很多年轻人，买私家车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找对象局限在狭小范围内，在其他方面就要做些妥协降些标准了。在外工作的年轻姑娘们，如果遇上一个外地的青年才俊，双方情投意合、心心相应，爱情来了，那爱还是不爱呢？有多少姑娘因为这古老的习俗，放弃了浪漫甜蜜的爱情而在家乡找个差不多的嫁了？
很多村里人在外打工，孩子也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出生、成长、读书、生活。在城市长大的女孩们难道也要回老家，在邻村找个对象，以后才能夫妻双双回老家陪退休在家养老的父母生活或是过年？
这些旧规矩在那小农经济、封建家族制度及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的旧中国，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时代已经进步，妇女广泛地接受教育、参加工作，不再困守闺房，她们青春、矫健的步伐在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各个城市和地方畅通无阻，甜蜜的爱情可能随时随地遇见，怎能用当日往返的距离，将那优秀的、美好的青年挡在在爱情之外呢？这影响的可能是自己女儿一辈子的爱情婚姻幸福呀！
和我父亲讨论这个问题，父亲说，解放前湖南桃江的农村也是这样，但解放后村里完全不讲这一套了。我也知道，本地开通一点的、爱女心切的人，也在半明半暗地不当回事了，但舆论的压力、心理的负担仍在，而且开通的人并不多。
移风易俗，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最难的部分，不容易，需要有多方的努力。本地的政府、学校、妇联、家族的长者、有文化的青年及其他人都可以做些什么来推动这种变革。
202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