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社”供在社庙里的三田都元帅像
农历八月廿三并非普遍意义上的传统节日，但在信仰田公元帅的人们心中，这一天“日子很大”，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神诞庆典。我们观察的三个仪式，分别由个人（家庭）、宫庙和民间社团（社把）组织，在性质、规模、形式上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年轻人都自发地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
在元帅诞活动中遇到的民间文化爱好者福京告诉我，福州城里的民间信俗文化多元复杂，许多人家里供奉的主神各不相同，可能是田公元帅，也可能是齐天大圣、东岳大帝、五位灵公或是别的神明，但大家彼此并不排斥，“重点是年轻人喜欢游神、挺塔骨这样的民俗活动，不管哪个庙有活动都乐意去。”福京说。
在年轻人的参与下，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民间信俗活动也成了一种新兴潮流。“抖音和快手上的民俗活动视频，福州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有几个知名博主专门做这一类直播。再关注几个微信‘游神群’，就能实时掌握‘仙界’动向。”
短视频平台上的游神活动
福京说，他对民间信俗的兴趣，源自童年时期每年跟爷爷回老家村里拜神的经历，但父辈那一代人对这方面不感兴趣，“因为父亲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城市里，没有这个环境”。类似地，倪廷桢的兴趣也来自祖辈的“隔代传承”，而1960年代出生的母亲对民间信俗并不亲近，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才渐渐有了改观。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仍是重要的知识来源，但这一代年轻人对神祇的理解并不都来自长辈。福京每年跟爷爷回老家祭拜“三圣王”，自己选择亲近的主神却是“裴仙师”，原因很简单，“就是比较喜欢这个神明的风格而已，传说他在世的时候为官清廉、帮助百姓。就像关公，有人拜他就是因为喜欢他的忠义啊。”倪廷桢对田公元帅也有自己的理解，发自内心地喜欢和亲近他：“田元帅是个游乐的浪子，戏文里一出场就是‘啊哈！’性格活泼，喜欢鲜艳的红色，是个爱玩的小孩子，风流倜傥、快乐无边。”他们出生于信息和交通更为便捷的时代，早就学会了通过网络、走访和搜寻各地的文献资料、民俗工艺品来增加知识、解答疑惑，这与传统社会的情况有所不同。
神有生辰：都市神诞里的传统与现代
诸神都有生日，传统的庆生方式包括祭神、唱戏、聚餐，它曾是乡村里的公共节日。
1850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来到福州，记录了他看到的神诞：
境社庙的神祗过生日的时候，境内居民集资庆贺，包括准备了大量的荤素菜肴。酒菜先在大王、娘奶等神灵座前上供，然后端上餐桌供几十个、上百个客人食用。到了晚上，通常还请戏班来演戏……其费用都是境内居民乐捐的。捐资者有的是为了还愿，有的是家中有了什么喜事，借这个机会谢神。演戏的过程非常喧闹，拼命敲打锣鼓，燃放鞭炮，观众大声喝彩，令那些住在境社庙附近的外国人觉得难以忍受。
一百多年过去了，卢公明所到过的这片土地经历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数次政权更替，乃至于旨在杜绝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以及当下，正在随着挖掘机和摩天大楼隆隆扩张的都市化浪潮。作为孕育民间信俗土壤的传统乡土社会正在消失，被都市取而代之。
但是，当新一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三到来时，在这座城市里的许多地方，又准时操办起了当年卢公明见过的一切：祭神、唱戏、聚餐，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一切又似乎发生了变化。
都市青年倪廷桢组织的神诞日聚会，虔诚而殚精竭虑地追寻和复原传统，却仍不可避免地浸染现代生活的气息；元帅庙的空间形态大大改变，香火却从未断绝——哪怕曾经只有神龛处的一张红纸可以祭拜；热心的年轻人们组建起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把，把仪式办得精美而盛大。
随着城市化的扩张、拆迁和建设的交错进行，原有的乡村聚落被打散，村民失去了原有的祭神场所，集体祭神的传统也被中断，但这些记忆仍被顽强地保留下来，可能组成新的祭祀圈，也可能衍生出新的祭祀形式，以一种更适合都市的组织方式重生。
学者郑振满、陈春声的研究曾经指出，民间信俗得以传承不替，根源在于它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基础，来自家庭与社区内部的“耳濡目染”，而不是依赖于正统的教育机制，因此难以为少数人垄断，不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几千年来在经历种种王朝更替、或扶持或打压的不同政策之后，民间信仰仍得以延续的理由；也能理解，近代以来多次社会革命的风暴之后，乡村的庙宇和仪式又得以恢复的缘由；也才能理解，都市化吞噬了信仰空间、社会运动导致信俗传承“断层”的背景下，民间信俗仍在城市里生生不息、乃至演变得更加形态丰富的原因。
（特别鸣谢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叶明生、杨榕，福州民俗爱好者俞伦伦、赵凯在采访中给予的帮助。文中关于田公元帅信俗的资料来自叶明生、杨榕主编《福州田公信俗文化史料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