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冲去世后，杜进在朋友圈倾诉对他的思念。
我总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了。
我们认识22年了。第一次见是在朋友聚会上，我在那儿站着，他过来问我吃不吃口香糖，我心想：这哪个丑人啊。
刚开始，我觉得他长得蛮丑——他是兔唇，小时候动过手术，不细看的话，其实看不出来。慢慢熟了后，我们经常约着玩，一起逛街、吃东西。他的朋友都觉得他对我很好。
2002年我们在一起，2008年结婚。起初我觉得他嘴巴有缺陷，怕别人笑我。在一起后，觉得他越看越好看。他皮肤白，阳光、气质好，爱穿皮鞋、喷香水，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个性是姑娘喜欢的那种，风趣、张扬、会说话，走到哪儿都很耀眼。但我从不担心他在外面花心，因为不是蛮多人跟他合得来。
我自己比较内敛，不喜欢被关注，我所欠缺的他都有。所以每次别人说，杜进你老公好精神啊，我就开心。他满足了我所有的虚荣心。
他总说，我是他所有女朋友中年纪最大、最黑、最矮、对他最不好的。我说，你当我是个苕（傻瓜），我不好看你会找我？他每回都说：我就喜欢丑人，我跟别个不一样。
杜进和黄冲。 受访者 供图
我家人都很喜欢他，我妈说他是家里最聪明的人。别人心里想什么，他都能猜到。
之前我有个闺蜜跟丈夫吵架闹离婚，来我家哭，黄冲教她回去怎么跟她老公沟通。第二天一早，她拎着早点和烟过来，说黄冲昨天教的全说对了。她还拿个本子和笔，要黄冲教她接下来怎么说。
这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因为兔唇，小时候，他妈当着很多人的面，用武汉话喊他“憨逼”。他在学校也受欺负，很小就会看人脸色、揣摩人心思。后来读到初中不想读了，到深圳大伯家帮忙，搞水处理工作。20来岁时回武汉，帮老板开车。
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很心疼他，觉得他受了很多苦，想对他更好些。
我以前在技校学机械，毕业后分配到内燃机配件厂，整天跟柴油打交道，没干几年，就出来帮人收银、卖东西。
我妈蛮能干，家里什么都帮我做了，我就什么都不会——到现在，空调我只会开关、调温度；疫情前，微信、支付宝支付都不会用，都是黄冲帮我下载的；微信上没钱了，他就转给我；家里水电费都是他交；我都不敢一个人去火车站，怕走丢了。
黄冲总说我苕，没有他在，我要吃亏，把我保护得很好。像穿衣服，他说舒适为主，在外面不要打扮得太打眼，会给自己增加危险性。以前我穿V领衣服，他就说，有点V啊。我说，你巴不得自己老婆包得像个粽子。
我很依赖他，他就像我的保护神一样，跟他在一起，我什么都不用操心，他都帮我安排好了。
我其实是个“花心”的人，喜欢年轻漂亮的。以前，我喜欢王力宏，听说他和一个女明星在一起了，我说再也不喜欢他了。黄冲笑我，别个喜不喜欢你撒？我说，别个可能也不喜欢我，但我不喜欢他了。
我也喜欢吴尊、易烊千玺，有时觉得，哎呀，我要变小就好了。我还跟儿子说，你怎么不学跳街舞？你跳街舞，我就成星妈了。
但我对黄冲一直蛮感兴趣，就跟热恋时一样。我说我蛮欣赏你，我觉得你有时像我的伢，有时像我的弟弟，有时像我的爱人，有时又像我爸爸、哥哥。我觉得别的男人都不如你，你在我心里就很完美。我就愿意跟你在一起。
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也吵过架。黄冲脾气躁，有时急了会骂人，我不做声。过后和好了，我说，我不做声并不是认可你的说法，我心里想，你骂我的，我都还给你。有一天他又骂我，我不做声。他说，你心里是不是又在骂我……
认识黄冲前，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有一个儿子。黄冲对他很好，几千块的手表也舍得给他买。儿子也听他的话。
我们也想过再要一个孩子，然而，想生的时候，我生病了。
漫长的冬天
2014年6月，我体检查出肌苷指标有300多，复查显示是肾衰竭。吃药、打生血针，拖了半年后，身体越来越不舒服，不想吃饭，没力气。
那时候，我特别怕，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在家偷偷哭。我想不明白，一起玩的朋友都没得，怎么就我这么倒霉。黄冲说，有他呢，陪着我去看病。
我在网上搜尿毒症病友群。加入后，有病友说自己透析几十年了。我就觉得，以前技术条件没现在的好，他们都可以活那么久。他们透析了15年，我照着学，那我至少也可以活15年，我就没那么恐惧了。
第二年，我开始到汉口站旁的一个民营医院透析，隔一两天去一次。看到有的病友20来岁，透析好几年了，就觉得我也不是最造业的，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
2020年3月，杜进在医院透析。
尿毒症耗钱又耗精力，很多病友得病后，要么分手要么离婚了。但黄冲很照顾我，陪我去透析，帮我叠被子、收拾东西。护士、病友都很喜欢他，说他脾气好，见到谁都笑眯眯的。
两年后，他也病倒了。
2017年5月，黄冲晚上肚子疼，去看急诊，B超查出他肾上有个7公分大的瘤子，医生建议最好割掉。
他怕花钱，不愿意去。等到6月，我哄着他去照了个CT，医生说是癌症，要马上做手术。我一下站不稳，哭了起来。
手术前一天，医生发现肿瘤已经转移到胰腺了，重新调整手术方案，泌尿科和肝胆科主任联合做手术。两个主任都跟他说，黄冲，你一定生存意识要强啊。把他吓死了。我安慰他，不要紧，以后我来照顾你。
那场手术做了13个小时。晚上12点多出来时，他嘴里插着管子，肚子上开了3刀，摘除了右肾和胰腺尾，缝了100多针，取出的肿瘤有9公分大。
他在医院住了20多天，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喂饭喂药、擦洗身体，晚上租张床陪着。
他*4个月胰腺引流管，拔管后，复查发现癌症复发了，开始吃靶向药。医院卖的靶向药一个月要5万块，我们吃不起，就找病友买赠送的散装药，一个月4000来块。吃了一年后，耐药了，就跟着病友换别的药吃。
我透析一个月也要1000来块。生病后两个人都不能工作，以前也没什么积蓄，经济压力很大。我妈就从退休工资里，每月拿一两千贴给我们。再加上低保，生活勉强过下去。
病了后，我们也很节约，衣服都是别人给的，除了吃饭，没什么花销。只要有钱，我就给他买药，我自己能不吃药就尽量不吃，因为我觉得他比我严重些。
我加了肾癌病友群，跟病友学习靶向药副作用应对方法、检查应该查哪些指标。每次去医院，医生还觉得我蛮懂。其实我也不懂，都是自己一项一项在网上搜。他吃的药也是我在调。我开玩笑说，我都成你的家庭医生了。
之前我生病，他对我蛮好；他生病了，我就加倍地对他好。每次检查，为了让他早上多睡会儿，我都提前一天去挂号。
生病后，我俩心态都蛮好，不像别的病人病恹恹的。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别的婆婆问他看什么病，他说，我癌症咧。别人都不相信，说一点都看不出来。我也是。
黄冲其实最开始也怕，睡觉都拿背子捂着。有一次我让他吃药，他一下爆发了，嚎啕大哭。
我说，病了怎么办呢？病了就要面对，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科学很发达，药随时能生产出来，我们吃不起最先进的药，可以吃别人淘汰下来的药啊。他的医生听了说，你说的很对，这就是我们要跟病人说的。
我一开始也蛮崩溃，问医生他能活多久，医生说发现太晚了。我以为他活不了几个月，后来发现有药吃，就觉得还有希望。而且，日子要过，烦也是过一天，不烦也是过一天。就像别人说的，你不坚强，痛苦给谁看？你不能把生活做减法，哎呀，我今天又少一天了；要把每天当成赚的，活一天赚一天，心态就不一样了。
他自己也偷偷在网上搜肾癌，看到有的二三十岁就得了，很多比他受的苦还多，觉得自己不是最造业的，慢慢心态好多了。
生病后，我们很少出门，跟以前那些健康的朋友来往蛮少。你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玩，蛮扫别人的兴，慢慢的，他们就不叫你了。相反，跟病友之间关系还蛮好，一有活动就叫上我们。
所以黄冲生病前，我挺愿意去透析的，每次都早一点去，跟人聊天。他病了后，我透析也不想去了。我说我就想每天跟你手连手、脚连脚。他说哎呀，你连着我打鬼。我说别个都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被遗忘的春天
今年疫情之前，黄冲的病情控制得蛮好，两年没住院。
直到1月16号。那天早上洗脸时，他一起身，“啪嗒”一声，腰痛得站不起来，骨头像断了一样。
我赶紧扶他去武汉中心医院。平时医院里做CT的人很多，那天没什么人，我还跟他说，今天运气好好啊。做CT、抽血后，我们没多逗留就回家了。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发现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肋骨，必须治疗，我们就准备住院。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疫情，看到医院挂号、收费的护士都戴了两个口罩，觉得不对头，也买了40个口罩。
没多久，我听说医院肿瘤科医生都上了抗疫前线，癌症病人都住不了院，只能在家休养。
我还要继续透析。除夕那天，坐公交去透析的时候，车上到处不敢碰，大家都侧着身子，不敢对视。下午6点多透析完出来，外面下着大雨，公共汽车已经没了，我和一个病友又冷又没地方坐，半天打不到车，真是要哭。后来碰到一个好心的司机，把我们送了回来。回家后，我和黄冲简单吃了顿饭，一起看春晚，度过了一个最简单的新年——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
去年11月，我转到武汉市第六医院透析。没想到1月27日，六医院被征用为第三批发热患者定点医院，住院部1-12楼全部收治新冠患者，13楼血液科也要关，怕病毒从空调传过来。
那时我特别急，到处打听哪里还能透析。第一、第二批定点医院的透析室都已经关了，其他医院透析室也人满为患，有的分成早中晚三班。离我家最近的普爱医院，当时只能晚上透析，8点到12点，那时候还没说社区可以用车送，我走过去要一个小时，以我的身体，根本走不了。
有病人闹，说得新冠不见得会死，不透析绝对会死。医院最后把透析室保留下来了，开了个透析专用电梯，不经过门诊大厅，从后门进大楼，直接上到13楼。透析室空调都关了，透析餐取消，病人要求必须做核酸检测和CT，一天量几次体温、换口罩。家属就守在电梯外面，不上去。
我们血液类病人，只要有一点感冒发烧，医院就不让你透析了。有一个人感染，整个透析室都会关。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说话隔远远的，来一张陌生面孔，就问是干啥的。
我也很怕，体温一高，就吓不过。我跟黄冲免疫力都很差，我要是病了，不能透析，自己得死；黄冲没人照顾，还会传染给他，他也活不了。所以每次去医院都草木皆兵，全副武装，穿塑料雨衣，带浴帽、手套、护目镜——当时武汉市这都是标配。
社区派司机接送我，车上我都把窗打开，让司机停得离医院远远的，怕他们忌讳。有一次骑共享单车回来，送外卖的从我对面骑过来，我紧张得要死，一个劲往边上靠。
一回家，马上洗手。黄冲靠在床上，说，“老婆，我帮你消毒”。让我转身子，给我喷消毒液。
看到穿防护服的医生、殡仪馆的车，我也怕。有一回去医院看到地上放着一个网兜，装着盆、水果、牛奶，出来时还在那儿，我就知道，肯定是哪个病人死了。
最担心的是黄冲。
武汉“封城”后，快递停了，靶向药买不到。病友说，有个武昌的（中南医院）宁养院，低保困难家庭可以免费领吗啡片、芬太尼等止痛药。想要领药却不容易——我们住汉口，不能跨区，我妈和我儿子住武昌，只能让妈妈找社区派车送她去拿药，拿到后给我儿子，儿子想办法给我在武昌的病友，病友透析时带给我。
止痛药只能缓解，癌细胞很快蔓延到他的肺部、腰椎，让他无法平躺。他屁股上也长出压疮，坐着也会疼，我就拿小枕头放他身下垫着。他只能斜靠或者半仰卧着。
我把他伤口的照片发给透析认识的护士看，护士开了些生理盐水，教我每天给他清洗伤口、上药，按摩；还给我氧气面罩，家里有台婆婆去世前用过的氧气机，给他吸氧，想让他舒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