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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如何找到失散党组织？1927年4月13日(或14日)，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自汉口抵沪，找到中宣部郑超麟，要见罗亦农与赵世炎，原来中央免了罗亦农江浙区委*，之职，派陈延年来接替。三人从汉口出发时，还不知道“四·一二”。从罗亦农家出来，郑超麟陪李立三上街买棉被，更重要的是买一副墨镜。
一旦失去组织联系，缺乏经济基础的党员就会很难。
寻找党的办法之一竟是十分原始的满大街去“碰”，大街小巷不停转悠，遇到同志就接上头，但若碰到叛徒或特务，那就被捕，接着有可能牺牲。明知危险性很大，仍然只能去“街碰”，因为，别无它径。
1928年2月，湘潭工委*罗学琐(1893~1930)，与两位同志奉调上海，抵达后发现接头机关被破坏，三人只好站在街头寻候熟人，巧遇李维汉，给了三人几十块钱，才入住小旅馆。
同月，湖南省委委员夏明翰(1900~1928)，赴武汉寻找组织，每到一处机关与同志家，不是门贴封条就是“已迁别地”。2月7日，总算在街上碰见谢觉哉，夏明翰激动万分：“省委机关多被破获，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我每天在街上走，指望碰着自己人，真是眼睛都望穿了呵!”
次日，夏明翰因叛徒出卖被捕，旋即就义于鹦鹉洲。
找租房也是“找组织”的方式之一。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罗章龙，从东北搞暴动失败回沪，住在唐山路底，不肯露面。
“非常委员会”女主任张金保带了几个人去找，以寻找租房的名义，挨家寻找。当看到一家后门挂着一串红辣椒，马上明白是湖南人的信号，罗章龙乃湖南浏阳人，说不定就住在这儿。
张金保用生硬的语气扬声道：“屋里有房子吗?”一人伸出头：“没有!”她一看正是罗章龙：“没有房子吗?有你就行了!”罗章龙一抬头，见是“同志”，吓了一跳，拦着不让进屋：“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领着一行人上弄堂老虎灶喝茶、接谈。
南昌起义队伍南下潮汕，广东省委为策应而举行潮汕暴动，建立了驻存七天的红色政权——“潮汕七日红”，后立的纪念碑上刻着1250名牺牲者姓名。部队最后在汤坑失败，贺龙与刘伯承逃到香港。
下船前贺龙胖，扮主人；刘伯承稍瘦，扮仆人。上岸后找旅馆，茶房引刘看房间，一间又暗又小的房间，刘伯承很生气，说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当他站在镜子前一看，脸又黑又瘦，一身破军装，胡子头发那么长，这才连忙说替主人来看房间，“差点就露出马脚……哈哈……”
师党代表颜昌颐率南昌起义残部千余人参加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8月颜昌颐受伤，省委指示赴香港疗伤，到港后发现省委机关搬走，生活陷于绝境，只好进香港难民收容所。11月，颜搭船赴沪，伤势更重，身无分文，为寻找组织，拖着病体踟蹰街头月余，才邂逅相识的同志，接上关系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军委秘书，协助彭湃工作。1929年4月，因叛徒白鑫出卖，与彭湃、杨殷、邢士贞一起被捕，8月30日被*于上海龙华。
寻找党组织还有一个办法是登报寻人，用内部化名寻找“哥哥”“妹妹”，外人不明白，同志则一看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