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另境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从事文教，抗战后期被日本宪兵逮捕，1949年后为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这一时期，周扬要用相当时间“找钱”，他向章汉夫、夏衍、羊枣(杨潮)、谭林通、梅雨(梅益)等借钱，借的最多的是周立波、沙汀。有时仅有的一块钱得上烟纸店兑开，几人瓜分。史沫特莱支持过他们50元。由于有革命与爱情，“同志们来到我家，谈笑风生，从无倦意，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热气蒸腾。”两个口号论争停止后，周扬不再担任上海中央局文委*兼文化总同盟*，冷清下来。周扬、苏灵扬夫妇“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愉快”，他们往的是“沸腾的生活”。
4、假夫妻地下党员有时需要扮演假亲戚、假夫妻，因为当时租房，“有房出租”招贴上多附四字——“非眷勿问”。尤其上海房东认为单身汉大多是共产党员，结过婚的人，较为可靠。柔石与冯铿也扮过假夫妻去租房。
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李侠原型李白(1910~1949)，湖南浏阳农民，1925年入团并转党，参加秋收暴动，上过井冈山，参加长征，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10月，李白由延安来设立电台。组织为他物色“太太”以便租房，先后找了女中学生、女教师。见面后，李白觉得都不合适。这才找到23岁绸厂女工裘慧英，最初，裘慧英十分不习惯与陌生男人同居一屋，太尴尬了，要求回厂，李白用“大道理”压住她，两人由假成真，1940年成婚。
另一对上海地下电台夫妻秦鸿钧(1911~1949)、韩慧如，也是组织“撮合”，先假后真。1949年5月7日，秦鸿钧“牺牲于黎明前”。
1928年春，无锡农运领袖严朴(1898~1949，“六大”代表)，组织沪郊奉贤千余农民暴动，后从事法南区黄包车夫工运，组织决定小脚女姜兆麟(1893~1971)以妻子名义入住“机关”，严朴扮黄包车夫早出晚归，不出门时穿西装充少爷，姜兆麟在机关内做会计兼秘书。一段时间后，假夫妻成了真夫妻。
1929年秋，叛徒告密，严朴被捕四十多天，胞兄花500大洋赎出，10月调任松江中心县委*兼青浦县委*，1930年，严朴出任浙南军委*兼红十五军政委，参加进攻温州之役。1931年冬，严朴调中央机关担任掩护工作，后携妻进入中央苏区，严朴参加长征，姜兆麟因小脚无法随行。六天后，姜兆麟被捕，严刑审讯，始终伪装小贩，八个月后获释，行乞返沪，与中共失去联系。1949年后，重新入党，先后在松江人民医院、松江地委供给科、专区妇委工作。
1931年3月，李伯钊由上海转道香港入闽赣苏区，连络人送来两张去汕头的船票，与“交通员”扮南洋回乡的假夫妻，路上尽量少说话，一切由会说客家话的“交通员”打理。
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主角王一民原型李维民(1900~1976)，吉林特支*。1933年9月，李维民与吉林女师学生秦淑云在哈尔滨组成“家庭”，租居道里商铺街21号，兄妹相称，以补课升学为掩护，秘密印刷发行传单。后搬到道里端街，夫妻相称，一屋两床(各靠墙角)，李维民职业家庭教师，秦淑云打字学校学生。秦淑云1936年初病逝。1949年后，李维民历任鞍山公安局长、市长。
1936年2月，北京市委*林枫(1906~1977)调任天津市委*，老同学帮忙找了两家铺保，几经周折才租下一间房。房东久久不见林太太，不信任林枫，老怀疑他是共产党。30岁的林枫只能一次次推说家眷快来了。组织很快派19岁的郭明秋(1917~2010)出任“林太太”。从事秘密工作，既得与亲属、同学、朋友断绝来往，也不能去看电影、外出散步。林枫经常不在家，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报，郭明秋烦闷极了，要求调工作。林对她既讲“职业革命家”的大道理，又讲“请你做我保护者”的小道理。是年夏天，他俩正式结婚，但不能拍婚照。
最著名的假夫妻是“刑场上婚礼”的周文雍(1905~1928)、陈铁军(1904~1928)，周文雍乃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工委*、广州暴动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委员兼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陈铁军是广州市委干部，他俩遵照组织指示，假扮夫妻租，房为秘密机关。1928年1月27日(除夕)，两人被捕，旋判死刑，法官问有何要求，周文雍要求与陈铁军合影。2月6日，两人一起就义于广州黄花岗。
彭咏梧、江竹筠(江姐)也是由假夫妻转真。
1943年4月，组织找江竹筠谈话：“江竹筠，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江竹筠说：“越艰巨，越有干头!”领导笑笑：“这个任务呀?，不大好办罗!”市里一位领导急需助手跑交通，江姐：这有啥不好办，行!领导：还有照顾他的生活。江姐说：怎么照顾？煮饭、洗衣，我会，我样样都会!”领导：他是个单身汉，你去扮他的太太，好掩人耳目。”这……”江姐低下头,脸上瞬间通红。领导：怎么样？任务艰巨吧！她和彭咏梧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1941年夏，南方局安排女青年李冠华携电台隐蔽起来，日后必要时起用。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将李冠华送到李莫止同志家。李家有老母、弟弟，没有妻子，李冠华便成了“老婆”。四十年后，荣高棠(1912~2006)：“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这也是组织上怎么安排就怎么办，没有二话的例子。党员绝对服从组织。”
地下党员另一麻烦是不断搬家，挑选地点就很费神。首先不能独门独居，得有后门，便于撤退。附近最好有便于躲避之处；前面得有窗户，便于观察；四周还不能有敌特或“政府人员”居住，也不能与同志住得太近…...1927年7~8月间，夏明翰、郑家钧夫妇搬家十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