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陈碧兰就是用这种方法在汉口刊登寻人启事，长江局宣传部*郑超麟代表组织找到她，送上赴天津去会合彭述之的旅费及到上海后的接头方法。
2、女党员找党组织为何更难？女性找党组织又多一重困难，五四女性剪辫以示“咸与革命”，天津南开“觉悟社”回族女青年郭隆真(1894~1931中共烈士)，剃光头表示“不满现实”。1921年底中国共产党开办上海“平民女校”，入学第一项程序就是剪去长辫，改成齐耳短髪。
大革命时期，红色女性更是剪辫，短髪短辫，湖南白军流谚：“巴巴头，万万岁!瓢鸡婆，遭枪毙，男女学生一头睡，养出个儿子当纠察队。”巴巴头指旧妇脑后的髪髻，“万万岁”是说留有旧式发髻没事；“瓢鸡婆”指秃尾巴鸡，短髪女性抓住要*头。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撒离鄂豫皖不久，王树声发妻胡静贤，虽已另嫁，但因剪发、放足，白军认定是共产党员而*了她。
1930年1月，留苏归来的朱瑞(1905~1948)在上海街头遇到两位莫斯科中大同学，均已“消极”(脱离党组织)，漂流在上海，以写文稿费度日。
“我们会面时已二、三日不食,饿得面色蜡黄,仍在等他写作之《墨子问题研究》的稿费以解决食住问题。”
朱瑞回国时在莫斯科领得六七百元路费，“为争取他(怕他们可能出卖自己)，给了他们一些钱，结一下感情。“
1929年6月，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的留俄生开始回国，国民政府刊登广告，以月薪200银洋招募他们向国府报到。谷正伦﹑谷正纲兄弟就是此时进入国民党中枢；张如心等为追求马克思主义，回沪后住棚户、当码头搬运工，甚至吃不上饭，过了一年艰苦生活，1930年才与党接上关系，1931年6月入党，8月参加红军。
为了隐蔽与不暴露，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在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时，不要硬顶，顺大溜加入，调训也应参加，然后再向组织汇报。
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
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共产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就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党组织明确“这是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两面是两面了，但对思想纯洁的红色青年来说，参加“反动活动”的内心相当煎熬。
3、地下党员如何接头？真正按暗号接头，程序复杂。1936年初，刘少奇从瓦窑堡赴天津找北方局，化装成茶叶商贾，身穿缎袍头戴礼帽，入住日租界北洋饭店。
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去接头，暗号手持《益世报》，须将《益世报》三字露出；对话：“你是×××先生吗?”对方：“是×××。”王林再说：“我是李先生介绍来的。”对方让入房间，将《益世报》放在桌上，这才完成接头全套“规定动作”。
北满抗联一位交通员，从黑河到哈尔滨送情报，到了规定时间，接头的人没来。交通员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他便装病卧床，硬饿了四天，接头的人第五天才来。此时，等接头的交通员差不多都快饿死。
反应灵敏是白区干部的基本素质，1935年春，上海地下党遭大破坏，夏衍去找田汉，一脚正踏上楼梯，房东家保姆拉了一下他衣角，夏衍立即会意，马上跑出脱险。周扬、苏灵扬夫妇得讯只得当即离家避险，身上只有四角钱，只能借宿小旅馆楼梯间过夜，“彻夜的胡琴声和下流笑声，至今犹在耳际。”这一时期，女青年苏灵扬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员”，包括将鲁迅从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带至一家小咖啡店，与周扬会面，以及为刚出狱的邓洁送衣服等。
茅盾妻弟孔另境(1904~1972)，1925年毕业上海大学中文系(与戴望舒、施蛰存同学)同年入党。“四·一二”后任中共杭州县委宣传部秘书，1927年12月14日，县委于西湖饭店开会，布置暴动。孔另境留守机关。次晨，不见宣传部长池菊庄与沈资田回来，便约另一同志上西湖饭店去找，刚入走廊，茶房远处摇手。茶房并不认识他俩，但能看出他们要上哪个房间。两人大惊，知情不妙，分头逃命。“全靠那位茶房摇手示意，否则两人一定会落入敌人的蹲守伏击之中。”一个多月后，这次被捕的六七个人全部牺牲。此时避居戴望舒家的孔另境从街头得知凶讯。
一日，他(孔另境)外出至近西湖的一条马路上，突见有短工十余人，抬了七八口白色薄皮棺材，沿湖滨而来。驻足而观，见每棺材头均有黑字标明共匪XX之姓名，其中除池菊庄、沈资田、马东林(杭县组织部长，农民)，还有一个是张秋人(中共首任浙江省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