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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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曾记否
2018年9月11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去世。随之而来的，是评书在惋惜与哀悼声中再次成为公众话题，这门曾经群众基础最好的曲艺门类，在即将被遗忘的边缘，以悲情为代价，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高光时刻。
人们在追忆单田芳先生的时候，渐渐再次发现了一段早已被淡忘的历史，和一座融入中国评书曲艺血脉的城市——位于中国东北的辽宁省鞍山市。
中国评书界著名的“三芳”单田芳、刘兰芳、张贺芳的家乡都是辽宁省鞍山市，三人也都是前鞍山市曲艺团演员，评书艺术家袁阔成、田连元也分别于同在辽宁省、距鞍山不远的前营口曲艺团和本溪曲艺团工作。
评书曾经是鞍山这座北方城市的一张重要名片，鞍山市也因此被称作“评书故乡”。从1949年开始，评书在这座城市几十年的历史里，经历了数次起落，社会的变革、权力的更迭、门户的芥蒂、人性的复杂，各种因素交错，既成就了评书在这个城市的数段辉煌，也造就了已显颓态的现状。
如今，很少有人会将评书与鞍山两个词联系在一起，从这里走出的数位评书大师，早已姿态独立，家乡仅是他们户籍上的同类项，另一些同时期的老先生，随着评书一起进入暮年，在黯淡中前行，评书伴随了他们的人生，同时，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02.百花开
鞍山曾经拥有评书最辉煌的年代，以鞍山钢铁厂为集中发源地，随着大批固定听众群体的形成，众多评书艺人纷纷扎根鞍山，并从此开枝散叶，每当有当红评书播出时，鞍山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这股潮流一直风靡了几十年。
刘兰芳在“文革”后录制《岳飞传》，被全国一百多家电台播出，当时风头不亚于任何一位当红明星，因为评书播出期间，社会治安事件大幅度降低，辽宁省公安局送了她一面安全卫士的锦旗，刘兰芳被称为“净街侯”。
当时单田芳的女儿在商店工作，商店同事比她还了解单田芳的工作计划，最近都在哪个茶馆说什么书；哪部书说到哪里，还剩下多少；哪部书因为要去电台录制而即将结束，每天都是从同事的讨论中得知。
单田芳录制《隋唐演义》后，鞍山广播电视台给另一位评书名家张贺芳录制了《呼杨合兵》。张贺芳是与刘兰芳、单田芳齐名的评书演员，如果以商演市场来衡量，张贺芳有着更高的票房号召力。张贺芳八岁登台，十四岁正式从艺，不到二十岁已经是名角，被称为常胜将军，只要在茶馆演出一定全部满座。有时下午一点开始表演，观众上午十一点便坐满了，因为票不是对号入座，观众不愿离开自己的座位，全带着饭进场。
03.流云散
随着时代的发展，鞍山评书开始渐渐衰落萎缩，几乎可以算作整个中国评书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评书曾经的辉煌一直在掩盖着这个行业的危机，它的辉煌并不完全是因为这门艺术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在过去的日子里，评书自己生发出的生存技巧，几乎没有被埋没过，而这种进化机能仿佛在某一瞬间停滞了，从此，再没有明显前进过一步……
如今的鞍山，曾见证过无数评书大师的民间茶馆，早已在这座城市中绝迹，除了名字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最后一家老茶馆如今变为连锁足疗城的店面。
过去茶馆里的老听众，也不会再去寻找可以现场听书的地方，在最后一家茶馆关闭之前，前鞍山曲艺团评书演员石连君曾坐馆一个月，茶馆不收门票，但售卖茶水干果，每天来现场听书的观众只有十几个人，评书散场后，场地会改为棋牌室，冷清的茶社从这时开始变得热闹，人们忘记刚刚书里的故事就像换电视频道一样轻松，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成了评书在这座城市空空荡荡的余响。
04.空谷音
新京报记者去往鞍山，采访了单田芳、刘兰芳先生的亲友，及众多鞍山评书曲艺界人士，追忆鞍山评书的渊源、黄金年代，并亲眼见证了鞍山评书在当代渐趋衰落的艰难处境。
事实上，评书曾经在鞍山创造出万人空巷的盛景，正是因为它自身强大的学习能力，一直可以依据市场不断地进化与改良，茶馆、广播和电视，在评书的黄金时代里是相辅相成的传播矩阵，线上线下交互，使评书可以以辐射的状态渗透至任何一位普通百姓的生活里。
无论在室外，还是家里，评书都是茶余饭后的主要消遣方式，同时，它也是社交生活中的重要话题，就像今天的影视作品一样，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谈资。
观众在评书表演里是有参与感的，老艺人在茶馆说书，每场结束后留的“扣儿”（悬念）会被观众讨论。单田芳在家乡鞍山市的茶馆说《隋唐演义》时，用很长时间铺垫罗成出场，最后只说到冲出一位白袍小将便结束，散场后观众意犹未尽，胆大的会去找单田芳，半央求半玩笑地说，明天再不说出罗成的名字我就去砸你家玻璃。
在信息泛滥与传播方式多元的当下，评书并不具备任何符合高频率传播的条件，它过于单一，无论表演形式还是价值观，都在相对固定的模式下进行，面对现代娱乐的冲击，它毫无抵抗之力，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评书，更像一种无法经受商业市场考验，却又因象征意义而需要被官方保护的传统艺术。
鞍山的黄金时代
评书是绝对娱乐核心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鞍山市，评书达到了空前的影响力，它不是诸多娱乐选项中的一个，而是作为绝对的流行核心。现任鞍山广播电台评书部主任李威说，“那时候鞍山钢铁厂各个厂区，包括正门那儿都有大喇叭，晚上六点半的时候，包括中午十一点半，评书播的时候，走到那的人都不动了。”
晚上六点半是评书的专属时段。部分工厂企业会调整上下班时间，以便职工可以完整地听完节目。电影院也改变了放映时间，六点开演的电影延后至七点二十，时间恰好够大家听完评书，从家走到电影院。
评书火热，让学评书成为潮流，许多新人投身其中，说书不仅时髦，也代表着收入上的飞跃。1983年，鞍山曲艺团开始实施承包制，平时演员不领工资，外出商演收入上交百分之三十，剩下的留给演员自己分配。
由学员班转入的年轻演员演出费最低，但只要能随团外出商演，每个月收入便都在500元以上，且一年中至少有六个月是在外地演出中度过。鞍山曲协主席于铁回忆，只要在外面演出，一个月赚到的是别人一年的工资。
源起：
咱们工人有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将东北列为重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成为国家级事业单位，当时，鞍钢拥有十几万产业工人，以及相应的工业区和家属区。
第一批嗅到其中商机的是以唱西河大鼓与东北大鼓为主的走唱艺人，十几万产业工人与三班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在任何时段，都有听众，且这些听众具有消费能力，于是鞍山这座原本与曲艺关系不大的城市，开始大量涌入天津、北京一代的走唱艺人。
走唱艺人通常以正月初五、五月初五、八月十五三个时间为周期，更换演出城市，但由于鞍山市的演出市场火爆，很多艺人便选择了常驻，随后因为政策相继落了户口，成立了非官方的曲艺协会（鞍山曲艺团的前身），自此有了行业管理，开始面向社会招收学员。
鞍山市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便是曲艺协会的学员，1959年，她作为学员加入曲艺协会。而她扬名全国的广播评书，则在她加入曲艺协会之前便已出现并取得了反响。
刘兰芳表演评书《民族魂》
1955年，天津西河大鼓艺人杨田荣加入鞍山曲艺团，此前，西河大鼓出现新派，强说弱唱，甚至放弃了唱的部分，杨田荣是其中代表人物。当时，鞍山广播电台已经开始为另一位西河大鼓名家石长岭录制了广播评书。而杨田荣的到来，则让鞍山评书第一次赢得了全国性的关注。
潮流：
新花旧树总相宜
新中国成立以后，评书在1953年与1962年经历了两次“说新书”风潮，第一次风潮中尚有传统作品可说，例如反映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杨田荣是第一批在传统作品之外，尝试说新书的艺人；第二次“说新书”风潮到来时，所有传统作品都被禁止演出，说新书成为唯一选择。
第二次“说新书”风潮，杨田荣录制的《铁道游击队》被中央广播电台播出，随后被《人民日报》报道。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也开辟了鞍山的新书市场，此后十余年里，新书延续了评书在这座城市的香火。当时，能说新书的艺人多为年轻演员，很多老艺人无法适应，处境窘迫，曾有老艺人为了符合标准，要将《济公传》改为《革命和尚》。
另一方面，在茶馆说新书的收入不足说老书的五分之一，缺少实质的吸引力。尽管有政策方面的干预，但鞍山的评书市场一直有着相对大的宽容度，即使在“说新书”浪潮期，城市里仍有五十多个评书演员。
市场足够大，竞争也足够残酷，有些茶馆临街相对，演员说得不好，观众起身便去对面茶馆。有时，两家同时有角儿，同时演，各凭本身，评书行里俗称“对地”，常有关系亲密的人陷入“对地”的境遇里。
一位鞍山曲艺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兰芳出徒后曾经和自己某位老师“对地”，那场她的观众比师父多，老师气急败坏，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这是评书火爆盛景下的另一面，私欲和利益也交错着这个行业。
巨浪：
十年苦难摧心肠
十年“文革”期间，鞍山评书界发生的很多事，如今依旧是讳莫如深的话题，亲历者都不愿提及，李威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传闻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能对号入座，曲艺界老先生曾私下里和他开玩笑，“谁敢把这些江湖恩怨都写出来，那就真炸了。”他同时也觉得，这些事情并无公开的必要，毕竟真正亲历过的人已经不多了。
在公开信息中，唯一正面谈及“文革”期间同行互相戕害的人是单田芳，在其自传《言归正传》里写道昨日亲如一家的兄弟，在运动中反目，手段残忍。
其中一位书中名为王保生，在这部自传的评书版（或者叫有声版）中，王保生恢复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评书演员巩宝生。单田芳女儿单慧莉是这部自传的第一稿校对，也是在看到书稿之后，才知道那段期间发生了什么，“我就大致看一看，看到巩宝生的时候，我说哎呦，我当年最亲热的巩叔，闹半天是这么对我父亲的，原来我不知道。”单慧莉说，“这些细节我是在书里头才知道的，以前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老人）也从来没说过。”
单慧莉记得家里曾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单田芳与巩宝生的合影，照片背后有单田芳写的字：“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
自传中提及了在运动中一直竭力保护他的评书演员张全友，是已故鞍山籍评书大家张贺芳的弟弟，张全友告诉记者，单田芳自传里之所以会直接点名，是因为他一辈子都没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