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耻莫大焉。仇雪耻，今其时矣。”——《永乐大典》
后来明成祖朱棣在编撰《永乐大典》的时候，曾以自己镇守边疆，驱逐蒙古为功绩，认为自己报了当年靖康之变的大仇。但历史已经发生且无法改变，就算之后再如何驱逐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原本的耻辱却并不会淡化。
靖康之难是中国古代巨变的开端，这种巨变不仅体现在政局上，也体现在思想文化上。靖康之难中最无辜的，就是那些被金人一同掳去的妇女，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后宫妃嫔、王室贵女、以及名门闺秀。
他们被自己的父兄送出家门，送去金人的车架，送上悲惨的路途，这些无法保卫家国的男人，靠躲在女人裙袂之后苟延残喘，以此换得平安无虞。最可恨的是他们开始刻意遗忘，甚至排斥这些被他们亲手送出的亲眷，不接受千里迢迢想尽办法从金人处回归的女子，以及约束其他女子。
压抑封印了中国女子数千年的程朱理学的诞生，正是基于这样荒诞的时代背景，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与软弱，为了欺骗自己的胆怯与背德，这些男人开始以“守节”“女德”来要求女子，面对回归的那些女子就要求他们自尽，就连宗室贵女都不例外。
能够南归的宋朝女子寥寥无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韦贤妃，也就是宋高宗赵构的生母，显仁皇后。
韦贤妃是宋徽宗赵佶的妃嫔，一开始只是显肃皇后的婢女；在当宫女期间韦贤妃与另外一个小姐妹乔氏相识，结为姐妹，互相发誓但凡一方飞黄腾达，定要提携对方。乔氏貌美，因此被赵佶宠幸封为贵妃。成为贵妃的乔氏没有忘记自己的小姐妹，向赵佶推荐了韦氏，这才有了韦氏出头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