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朵生 青春儒学
上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遭遇致命的危机，被称为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陈寅恪），几近坠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中华文化并未就此死去，而是顽强度过苟延残喘的艰难时日，现又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景象，可谓是历久弥新、愈挫弥坚，又可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书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传奇。
魂魄兮归来
2016年新年伊始，“西安城墙”与“南京城墙”意外上演了一场隔空喊话，起因是西安旅游局官微1月4日发出消息，盛赞西安城墙穿越600年历史洪流撑到今天“实属不易”，并称北京城墙、南京城墙等小伙伴们早已“灰飞烟灭”。次日，南京城墙官微发出消息予以驳斥，称南京城墙现存25公里，不论从体量或等级，都比西安城墙要高。
这场意外的捉对厮*，很快就以挑起事端的西安旅游局官微发出道歉收场，但还是引发了大量围观和评论。绝大部分评论认为，两大城墙为了招揽游客而互相贬损，有违商业道德，属于恶性竞争，应各打五十大板。另有一些评论指出，两大城墙只知自己的来龙去脉，不知对方乃至小伙伴们的底细，暴露了管理方的业务生疏，实属不应该。
上述评论固然无错，但并不全面，也未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西安城墙所说的很多小伙伴早已“灰飞烟灭”乃是铁的事实。民国之前，中国每座城池都是“无墙不城”，规模可观的城墙就达数千座，但近代以来绝大多数毁于天灾人祸。一方面，两大城墙争“短长”，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物受到重视、重新复活的明证。据悉，两大城墙均已被国家文物局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准备组合起来于今年3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大城墙争“短长”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小伙伴，即“北京城墙”。遗憾的是，它再也不能站出来争“短长”，因为尽管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长最厚最有影响的城墙——长度达39.75公里、厚度达10余米、自元代以来拱卫北京长达800年，但在新中国肇造之后的历次城市建设和反对传统的运动中，早已轰然倒塌、荡然无存。
在北京城墙拆除过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多次痛哭失声并反复据理力争。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们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林徽因也指出：“你们拆去的是有着800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时你们再盖的就是假古董！”
事实上，为时不过30年，国人就开始为当年的鲁莽举动感到后悔，并开始通过修缮、复建、重建甚至是新建等方式保护或重现古城墙——梁思成夫妇的谶语均得到了验证。坦率地说，就连西安和南京的城墙，实际上也是近些年来不断修缮和复建的结果。至于北京城墙，因为拆除得比较彻底，几乎永无重建的可能，但还是着力修缮或复建了德胜门、永定门等数座古城楼，同时保护了一小段土堆式的“元大都城墙遗址”，以供人们遐想和凭吊昔日北京城墙的历史辉煌。
古城墙的历史遭遇，是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命运的一个真实而又典型的缩影——先推倒，后重建。大体来说，从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典章文物、制度架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想学术、风俗习惯等等，均遭到深刻地质疑和系统地批判，并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个“激烈反传统的传统”。鉴此，很多中外学者指出，中国世界上历史绵延最悠久、文化遗产最厚重的国家，同时也是破坏自身文化传统最严重的国家。
经过历次运动和重重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一度“魂飞魄散”。所谓“魂”，是指中华传统的精神、价值、义理等无形的层面，如天道性命、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等；所谓“魄”，是指中华传统的典章、制度、文物等有形的层面，如文化经典、科举制度、古建古物，等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全盘性的坍塌与崩溃现象，早在1935年，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等10位知名教授就联合发出宣言，哀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中国了”。
然而，正如古代城墙被拆除几十年后就开始复建或重建一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不再是人人恐惧的“幽灵”，相反国人越来越喜欢发“思古之幽情”，中国大地逐渐兴起一股传统文化复兴大潮，时下已是“国学班”鳞次栉比，“读经热”如日中天，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价值观念再度受到空前的推崇，“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甚至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简言之，中华传统文化正在由过去的“魂飞魄散”进入“魂魄归来”的历史新阶段。
短短百余年间，中华传统文化就经历了一个“死去活来”的历史周期。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剧烈变化，诸如身心安顿、秩序重建，以及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乃至国家软实力竞争的迫切需要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近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并未完全中断和彻底消失，亦是重要原因。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深深镶嵌在普遍的人性、伟大的经典、永恒的语言、顽强的风俗四大支柱之上，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耐力，可谓是一只“不死鸟”，具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资质和潜力。
普遍的人性
任何一种的文化，皆有其深刻的义理、深切的关照和深沉的思考，或说有其坚实、恒常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可以不重视人，但不能没有人，不能不关照人。职是之故，人性论学说，亦即关于人之本质和属性的思考，就是文化之中的“王冠之学”，规定和塑造着一种文化的基本品质与主要特色。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文化，立足人性、人心、人情，一切以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为皈依，可以说是一种人学，而不是单纯追求智慧的哲学，也不是执着探求物理的科学，更不是盲目跪求恩赐的神学——当然，儒家文化含有哲学、科学、神学的内容，但就其基本品质和主要特色而言，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学。
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种人学，与往圣先贤尤其是孔子对学问和价值的界定与追求密切相关。孔子强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真正的道是无法离开人的；一方面，真正的人也是无法离开道的。人与道互相含摄，贯通一体，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孔子曾慨叹：“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这一慨叹的意蕴，就是将道定位为普遍的人道，就像人必须走路一样，是人之为人所不能离开的学问和价值。
孔子又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性相近”，是指所有人而不是特定人的本质或天性。由此出发，儒家的人学奠基在普遍的人性基础之上，即是说，儒学乃是探求同时也是适合天下所有人的学问，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思想，乃针对世界全人类，无古无今，无地域之隔阂，无种族，无国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愚，无贵贱贫富，无种种职业阶级，无一切分别设教。”
当然，孔子不曾明说人性究竟是善的抑或恶的。此后，孟子说“人性善”，乃是将善的种子植入人心，从而勉人发明本心、积极向善。荀子说“人性恶”，乃是以恶的后果警醒人心，从而勉人躬行礼法、弃恶从善。所以清儒谢墉指出：“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之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至如后儒所说的善恶混、性三品等人性论，其目的均是惩恶扬善，使人过一种充满善的光明生活，不至于使社会堕入西方哲学家所说的“人与人战争”的深渊。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人性论，无论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均是基于“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前提，通过“人禽之辩”确立人之高贵的。如孟子强调“人与禽兽相去几希，君子存之，庶人去之”，荀子强调“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何别”，董仲舒强调“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之已善”。王船山曾总结儒学有三大主题，即“人禽之辩”“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其中“人禽之辨”居首，由此可见人性论对于儒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规定和深刻影响。
西方哲学有种说法，没有人性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兽。人非神，但绝不甘于沦为禽兽。就此而言，守护人性就是捍卫人的尊严。儒家向来重视人性，无论是孔子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颜渊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抑或是曾子的“人能弘道”，都是强调要守护人性。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强调体现普遍人性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是恒常的，同样也是强调守护人性。千百年来，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骂一个人“禽兽不如”，就是指此人没有人性、罪孽邪恶——这就是对守护人性的文化遗产。
因为奠基在普遍人性之上，切近切于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因此儒学不仅导人弃恶扬善，而且具有亮度，充满热度，散发温度，如人要有仁爱之心、正义之举、合礼之行、智慧之辨、信誉之诚，又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均是极富人情，极其亲切，极为自然的。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极具体，但可达于极玄远；极亲切，但可达于极超脱；极平实，但可达于极幽深；极分别，极零碎，但可达于极会通，极圆成。论其出发点，则人人尽知尽能；求其归宿处，亦人人易达易到。”
事实上，“五四”以来，就不断有人攻击儒家，如攻击性善说使人伪善，攻击仁爱说使人自私，攻击孝道压抑人性，攻击忠贞束缚女权，等等。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给攻击儒家人性论的思潮和运动以过多的时间，因为人们痛感，如果彻底打碎儒家人性的瓶瓶罐罐，实际上就是在扭曲人性，汩没人心，违背人情，不仅造成个人的苦痛，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在这种社会中，人人无法幸免于难，人人也无法幸免于罪，亦即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也都是加害者——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社会和文明乃至人自身的毁灭。
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走出攻击儒家人性论误区的动力，正是来自儒家人性论本身，来自人们对正常生命、生存、生活的向往，来自人们对普遍人性、人心、人情的守护。不孝敬自己父母，谁能心安？不抚起跌倒老人，谁能意平？商家不诚信经营，谁能容忍？如此等等，皆说明天理昭昭，公道自在人心——普遍的人性，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文明动力源，如同浩荡江水，可暂时阻遏，但终将流归大海。
伟大的经典
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古人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往往凝聚在一本或数本书籍之上，如耶教文化凝聚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之中，伊斯兰教文化凝聚在《古兰经》之中等等——类似的书籍，人们称之为经典。生活是动荡的，理论是灰色的，但经典之树常青，因为经典是文化的源头，价值的载体，具有神圣性和永恒性。珍爱经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成熟与自信的重要象征。
中国向来重教重学重读书，是以《论语》开篇为《学而》，《荀子》之始即《劝学》，《礼记》则有《学记》、有“春诵夏弦秋礼冬书”之制，民间社会更是无不以“耕读传家”或“书墨飘香”为荣光。早在宋明时期，中国人读书和识字率高达15%，同时期欧洲尚不足5%。重教重学重读书，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优雅的重要一源。
中国人应该读和需要读的经典很多，如《论语》《孟子》，如《老子》《庄子》，如《史记》《汉书》，如《传习录》《近思录》等。但是，鉴于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所以儒家文化推崇的经典，尤其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亦称“六艺”），乃是中国人“经典中的经典”，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憾乎《乐》已亡佚。故现代新儒家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条理灿烂，圣人之知行在于是，天下之事理尽是，万物之散聚，一心之体用，悉具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