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们的祖先心中,这种认识早就有了。只不过不像翻译体这么白话,这么受欢迎罢了——摘抄世界名人名言简直就是中国每个学生的标配,有几个抄文言文的?
不过咱们的祖先更具有想象力,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缺乏逻辑思维的表现。
“瞎子摸象”、“管中窥豹”、“横看成岭侧成峰”、“看山不是山”、这些都是从观察角度发生变化而引起思考的句子。但是咱们古人看重人的思维概括能力,讲究的是从一个局部要能想象出整体形象,而从细节推导出整体,毫无疑问会产生丢失错漏,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思潮中逻辑从来无法紧密的根本原因。
而老外的思维紧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讲究的是次序井然,不像我们讲的是得过且过,求同存异。
这就是思维的两种不同延展途径,国人好大而化之,而老外好追根问底。国学玄而又玄,科技上却落后了,西学哲学高深,世俗科技却极其发达。
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也是存在的,求同存异的区别仅仅在于“求同”还是“存异”的度在哪儿的问题。
不论中西方,都认同大同和个人异化的存在。
而“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正是这种在大同(哈姆雷特)之下的“存异”,允许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也必然存在不同的解读。
正所谓“各花入各眼”,“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理解差异是必然的,但并非文艺创作正确路线文艺术作品通过我们的眼睛(默读)、耳朵(朗诵)进入大脑,形成一个刺激反射。而反应区域与反应强度则依靠我们自身的知识积累、阅历情感,也就是这些文字、影像组合出来的意象要能够在我的头脑中引起和创作者差不多的大脑反应,这就是所谓“通感”的形成。
这种“通感”就是文艺作品要表达的最终目的,为了打动读者而做。
所有对读者观众做出的场景重现都是为了避免他们走向不同方向的理解,以便和创作者形成“通感”、达成共识。
所以“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从文艺创作上来讲是不正确的。我们创作任何文艺作品,其根本是让读者领会到创作者的用心,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是必须有中心思想的。
我们看《哈姆雷特》,虽然于小地方理解各异,但是对王室阴谋、王子复仇、最终悲剧落幕的大情节走向和人情感叹必须是一致的,必须保持在莎士比亚的创作情怀之中。
否则的话,就是这部作品的失败。
为什么我把这句话看作莎士比亚对杠精的温柔挤兑?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文学作品主题明确的重要性。
一部没有主题的作品,就算是崇尚无政府主义的杠精看了也要大骂“这是什么玩意!”的。
创作者是把自己大脑中受到生活灵感刺激的反应通过文字或者影像组合排列输出,而读者和观众则是反向的,通过输入这些文字和影像,在头脑中架构出相同的意境,再结合自身感受,传达到人体各个器官,或者长叹一声,或者涕泗横流,或者开心愉悦。
这才是阅读、理解创作者用心作品的正确途径。
《哈姆雷特》之所以传世,是因为他的情节和悲剧气质,而绝非“一千个人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来。有人能从这里面看出喜剧色彩来吗?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