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单是拉美媒体，早在2015年11月，彭博社就对美国境内的银行与拉美毒品走私的关系进行了报道，然而曝光的毒品、洗钱交易仅仅是一小部分，美国多家银行仍然在暗中参与拉丁美洲的制毒、贩毒活动。
2011年富国银行发生了在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贩毒丑闻之一。这家银行不仅利用账户通过在墨西哥的“兑换所”向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洛斯塞塔斯转移数百万美元，而且操纵和洗白现金，用于将22吨可卡因运到美国。汇丰银行因2006年至2008年期间为墨西哥古斯曼的锡纳罗亚贩毒集团通过它的账户和秘密银行洗钱被罚款11亿美元。2012年花旗集团被指控通过它在墨西哥的分行（美国墨西哥国家银行）为洛斯塞塔斯贩毒集团洗钱。根据彭博社引述的一项调查，洛斯塞塔斯贩毒集团通过花旗集团的账户转移了近7000万美元。2014年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马萨诸塞的一位负责人的声明说，花旗集团将贩毒得来的数千万美元寄往哥伦比亚，以便避免惩罚和法律的问题。
美国愈加复杂化的禁毒进程
至于美国国内，长期对毒品贩售的漠视以及对贩售毒品和管制药物的惩处力度不足也加剧了美国的毒品泛滥。1978年，针对贩毒和非法售卖管制药物的行为，美国联邦政府仅仅是推出了“允许执法人员罚款”的法案。真正让美国联邦政府采取更加强制性禁毒策略的，则是要归功于媒体与一名篮球运动员。
△篮球运动员伦·比亚斯的葬礼于1986年6月23日在马里兰州大学公园举行。（图片来源：美国沙龙网络杂志）
1986年6月19日，马里兰大学的篮球运动员伦·比亚斯死于服用过量可卡因，而就在两天前，伦·比亚斯刚刚在当年的选秀大会上以第二顺位的过人成绩被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相中。伦·比亚斯的死亡被美国媒体争相报道，一时间形成了巨大的道德与舆论压力，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与民众都对当时施行的禁毒法律表达了不满。于是，在伦·比亚斯吸毒过量死亡后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美国众议院、参议院以及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快速通过了反毒品滥用法案。
△美国民权联盟在2006年刊登文章，以纪念1986年针对可卡因的不合理刑法出台20周年。
针对毒品犯罪，新的法案规定拥有5克低纯度块状可卡因毒贩的最低量刑标准为5年无假释刑期，但吊诡的是，对拥有500克高纯度可卡因粉末的毒贩采取同样的量刑标准。这样不分差别的最低量刑标准最终导致了大量低水平参与贩毒活动的毒贩，如街头小贩、报信人等被大量送入监狱，而参与制毒以及大量贩毒的高级别毒贩却无法得到相对应的惩处。然而当时的美国国会在出台这项法律时，却声称该法律旨在打击“主要的制毒、贩毒者”。在该法案推行4年后，非裔美国人的平均毒品刑期从原本比美国白人高出11%，跃升至49%。毒品问题进而又掺杂了种族问题，美国的司法体系让打击毒品变得愈加复杂化和困难化。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大量因为毒品而被判处刑期的罪犯进入监狱。仅1994年，超过100万美国人因毒品入狱。这一数字在2008年提升至150万人，愈来愈多的毒品犯罪也令美国禁毒执法的成本水涨船高，打击毒品和药物滥用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也愈发成为美国政府考量禁毒政策的核心参照。而新冠疫情则让美国面临的毒品问题更加复杂化。
疫情下吊诡的大麻市场与利益诱惑
在本次部分州通过“持有少量毒品免于刑事处罚”的法案之前，针对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成瘾性强且危害大的毒品，美国联邦政府统一了管制，并采取相对严厉的手段进行控制。但对一些“软性毒品”，如大麻，美国政府长期是放任各州独立立法管辖，这也为当下美国呈现出的乱象埋下伏笔。
2020年，全球陷入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经济愈加疲软。然而，一家以大麻业务为主的公司却在疯狂扩张。疫情期间，马萨诸塞州的Curaleaf Holdings公司通过18个州的药房进行种植、加工和销售大麻，在今年7月以8.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芝加哥大麻种植者和零售商Grassroots。一名该公司的投资者则称其“看好疫情期间该行业的发展”。大麻行业甚至可能成为美国少数在疫情期间得以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的行业。
△2019年估算的美国各类大麻市场份额，其中娱乐用途的大麻市场份额高达90亿美元，合法大麻市场达130亿美元，而实际上美国总体大麻市场需求可达600亿美元。（数据来源：美国税务基金会）
以推进大麻合法化为核心目标的美国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NORML）更是早在2009年4月就向美国财政部提交了一份价值140亿美元的纳税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大麻合法化，进而对大麻交易征税，从而给美国政府创造额外的财政收入。尽管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采信，但是当疫情来临，多个州都独立通过了相关的立法，使大麻合法化。对各州政府而言，这终归是疫情期间少有的经济增速。尽管看上去美好，然而当美国政府饮下这杯来自大麻行业的“解渴之水”时，其大概率是在“饮鸩止渴”。面对美国全国大麻法律改革组织的这种行径，《国会山报》在其刊文中，以“另一种‘茶党’”来代指这一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