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世界范围内海洋航运网络变迁的历史地理进程也表明，“亚太地区有望成为新的航运中心”，这对于包括华北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须知当今“世界贸易首先是海洋贸易，国际贸易货运量的8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海运是实现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是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基础”。所以，以海港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并由工业产业集群向航运服务产业集群的发展转型”，就成为当今欧美和中国城市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因而才会“形成了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核心都市圈。形成了全球最具规模的产业带和‘世界加工厂’；沿海地区GDP占到全国的60%以上，承担了我国对外贸易90%以上货物的进出，以及我国原油和铁矿石消费总量的45%和60%以上的进口接卸。沿海经济带在我国及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包括京津冀在内的中国北方区域经济发展，更应当在尊重历史、现实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抓住机遇，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所遗存下来的不利于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僵硬做法，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在北方经济现代化中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主动对接世界经济大势，真正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以海港城市天津为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两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第三极”。
综上所述，既要精准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方向，即把北京限定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把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先行示范区；又要以对历史和区域负责的态度，充分解放思想，明确定位和发挥港口城市天津在华北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引领作用，摒弃配角意识，以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真正疏解和中国北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正如上海已经成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一样，天津也要作为京津冀和“三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只有这样，才是基于历史的理性回归，也是面对现实的正确决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