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适应的城市人口数量，也随着天津城区范围的扩展而不断增加。1846年天津城区人口约19.8万人，1906年达到42.5万人，1910年为60.1万人，1928年为112万人，1936年为125.5万人，1948年达191.4万人。其中以政治、经济、社会均相对稳定的1906—1928年间为例，天津城市人口增长率为164.37%，年平均增长率达45.18‰，人口总数跃升为仅次于上海、北平的中国5大超百万城市之一，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因为天津是一个移民城市，它从出现到成长再到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与其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近代天津的民族工商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并非依靠其价高质劣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产品，而是来自周围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节省了生产和运销的成本。
综上观之，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占全国商埠总数51%的59个北方口岸的对外开放，包括华北在内的中国北方传统农牧产业结构，渐次向新型工商产业结构转型。与此相适应，华北地区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也逐步由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政治主导型“都城—治所”体系，向以天津为龙头的经济主导型“口岸—市镇”体系转变。曾在天津城市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北京，也失却了在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到了清末民国、特别是1928年以后，北平在经济上已退缩为以天津为中心城市的北方进出口贸易网络的单一消费市场。它除了百万人口所产生的巨大消费能力之外，工业生产能力只限于传统手工艺品和日用小商品的加工制作；至于现代工业方面，则建树极其有限，规模较大的石景山钢铁厂，实际上是有铁无钢；清河制呢厂，年产量也不过7000米；就连普通的牙膏、香皂、钉子，也要靠天津等地供应。它对于北方广大地区近代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和市场化工业经济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
四、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时代：天津区域首位度骤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作为中央直辖市的天津，经济上依然保持了较快发展。1949—1957年间，天津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6%，“经济效益与上海同列全国之冠”。整体而言，直“到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37.9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倍，平均每年递增24.6%，高于全国递增22.37%的速度”；农业和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进步，“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上海，经济效益稳步增长，这就使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这一时期，制约天津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一方面，受战时根据地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就陆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有碍天津经济发展的做法，包括“否定商品经济；同时，又开始执行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方针。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天津的发展。当时，国家对天津工业投资很少，重大项目均未在天津建设。就是已定的唯一的一个属于全国156项重点项目的天津115厂，又迁到了陕西。到1957年以后，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就日益明显了”。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之后，天津更“和全国一样，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了产品经济的轨道”；并且自1958年2月到1967年1月期间，又将天津由中央直辖市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从行政层级上否决了其在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使国家计划层面“投资和物资分配的比例相应地减小，和中央各部门及各省的固有联系中断或消弱了。而北京和天津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大城市在经济上各发挥什么作用，分工不明，致使天津的工业建设受到许多限制”。结果，1958—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6%，天津仅为0.85%；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56%，上海为16.1%，北京为2.9%，到1961年，天津降为4.8%，上海和北京升为18.5%和5.3%；1958—1965年间，天津新增固定资产223100万元，北京为626200万元，北京为天津的2.81倍；天津的商品流通功能也在下降，“一五”期间，商品购进总额年均递增10.2%，商品调出总值年均增长5%，到“二五”时期，商品购进年均仅递增2.1%，商品调出年均却下降4.8%。
与此同时，重新确立为国家首都的北京，其经济地位则迅猛上升，在京津关系中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自1949年5月至1953年春天，新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就反复起草和修订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后经北京市委和中央相关部门修改与补充，最终在1957年正式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多次重申其城市性质与功能定位，即“北京不仅要成为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且还要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并强调指出“北京如不建大工业基地，则只能成为一座纯消费城市，而且还会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这与首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北京城市总体规模、布局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上是按上述原则进行的”。“一五”到“二五”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下，北京现代工业的发展迅猛异常，“先后建成了石景山钢铁电力工业城、丰台桥梁机车制造工业区、东南郊化学工业区、东郊十里堡棉纺工业区、东郊双井机械工业区、东郊大郊亭化工工业区、东郊九龙山玻璃化工工业区、东郊垡头炼焦工业区、北郊清河毛纺建材工业区、沙河机械冶金工业区、东北郊酒仙桥电子工业区、西郊衙门口机电工业区、西南郊莲花池冶金机械工业区、天坛东侧轻纺工业区、龙潭湖电子工艺美术工业区、南苑大红门工业区、琉璃河窦店建材工业区等(六十年代又建成燕山石油化学工业城、西郊和东郊汽车工业区)。这些工业区的规模，每个少则二、三千人，多则十几万人”。结果，从1949年到1979年，“北京建成为一个包括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仪表、食品、轻工、纺织、建材、医疗卫生、工艺美术等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其中，重工业投资共106.42亿元，占87.6%，轻工业投资共15.07亿元，占12.4%；1979年的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3.7%，轻工业产值占36.3%，成为仅次于辽宁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
北京建设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的结果，显著改变了华北近代以来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消弱了天津在北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表现在金融方面，原来遍布天津华界和原租界的中外传统与现代金融机构，陆续被接管、改组、合营成隶属于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使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天津失却了北方工商金融中心的荣光，北京则确立了其北方乃至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工业方面，北京到20世纪60年代，便“由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已有140个门类，形成了以冶金、化工、汽车、电子、机械、建材、轻工、纺织8大行业为主，各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结构”。市场方面，原来以天津为主要物流指向的“三北”腹地市场大部分丢失；这既体现在1958年2月后天津由中央直辖市变为河北省省辖市后行政层级的降低，也体现在1967年1月后虽然恢复了天津中央直辖市的地位，“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各省市革委会分地割据，中心城市的各项经济功能几乎被递夺殆尽。天津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难于得到恢复，经济难于发展，更谈不上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了”。总之，经过计划经济年代的不断折腾，天津最终丧失了近代以来作为北方经济首城的金融、产业和市场等优势，重新屈居于北京主导的华北传统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之下。1989年，北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55.96亿元，天津仅为283.34亿元；1992年北京为709.1亿元，天津仅为411.24亿元。
客观地讲，作为北方超大城市的北京，适当发展一些轻工产业，转变此前单一消费城市的性质，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如果过多发展并没有多少合理性的重工业，以至同老化工基地天津、老重工业基地唐山争原料、争水源、争动力、争市场，结果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额浪费和环境污染，也限制了北京政治、文化等应有职能的正常有效发挥。因为北京取代天津而成为华北最大工业城市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从自身经济效果看，“北京代表工业化中后期水平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增值率位居全国中下等水平，一些重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有些甚至已经被挤出市场。由于产业结构问题较多，致使工业经济效益水平较低。1997年，首都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0.9，低于全国91.28的平均水平。经过努力，虽然2001年全市工业企业效益综合指数达到了118.98，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从自身生态效果看，“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七大污染城市之一。虽然汽车尾气污染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受产业结构重型化耗能大的影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重化工业排放的有害气体。目前北京的燃料结构中仍以燃煤为主，工业用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5%，而且75%的煤炭消费又集中在6%的市区，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是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倍。同时，工业运输量占北京铁路运输总量的1/3，不仅造成空气污染，而且加剧了城市运输能力的紧张状况，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工业废水仍是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垃圾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从对华北地区的辐射效果看，“京津地区地处要冲，物产丰富，本来是极有条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的，但这么多年下来，京津并未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不仅如此，曾经是华北经济中心的天津还更加衰落了，而怀抱京津两大直辖市的河北不仅没能沾光，反而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整个华北地区，北京看起来一枝独秀，而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地位日渐式微，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其实，岂止天津、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北京同样也是不堪重负。……北京过分发展工业也让整个华北吞下苦果。放眼华北，我们几乎看不到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发达的城市群和完整的产业链，只要比较一下北京郊区和广州、深圳以及上海郊区，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消耗了华北平原大量的资源，不仅没有给华北平原带来富裕，相反，把生态环境恶化留给了他们”。时至2014年，按人均财政支出统计的公共服务水平，河北只分别为京、津的30%和3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河北也分别只有京、津的40.9%和57.6%。
五、改革开放新时代：天津在北方经济定位的再思考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深度探索与反思。
其中，政府层面对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的探索，是通过一系列城市建设规划的反复调适而展开的。主要包括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做出批复，明确规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定位为全国经济中心；国务院1993年和2004年的相关批复也是如此。天津也自1982年《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开始，主动强调其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国务院1986年、1999年、2006年对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各方也都逐渐意识到了加强京津冀等地经济合作的现实意义。以1981年京、津、冀、晋、蒙5省市区成立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为开端，1986年天津、青岛、大连、秦皇岛、唐山等14个城市成立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1988年北京与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6地市组成环北京经济协作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1996年北京市开始探索首都经济战略，2004年国家发改委会同京津冀三方召开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2004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2009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2013年9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关于编制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及首都经济圈发展计划问题的请示》，2014年8月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将“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调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
学术界有关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的思考，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相关探索，仍难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印痕，比如认为造成天津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没有虚心“走依托北京、服务北京、联合北京、繁荣天津之路”；而是不合时宜地“与北京争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造成两市并驾齐驱，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的、产业结构雷同、水平相当的独立工业体系，使这一优势不但没有起到促进天津发展的作用，反而逐渐转化为阻碍天津发展的劣势”；强调天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要充分利用毗邻首都的优越性，为首都的各种经济机构提供设立分支机构、下属机构的条件；为首都的外经活动提供国际交往阵地和商贸金融设施；为首都的高级科研部门提供实验场所并推广技术成果；为首都的生产、旅游和生活提供可靠的后方和便利的水陆运输。通过辅助首都，天津才能借助首都，得到政策、信息、科技、贸易以及人才方面的优势，从而增强天津城市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再后来，随着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区域经济全球化和海洋经济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有学者便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时空视角和实证方法，长时段考察了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进程，得出了天津既是近代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同时以天津为中心也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的结论。再此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时代，相关探索更加系统深入，有学者更通过梳理京津冀各地政府区域建设规划的变迁历程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协同发展”这一解决该区域经济难题的良方，进而“论证和提出功能主导、空间一体化、创新驱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和引导人口、经济向滨海地区转移的发展战略主张”。
只是在笔者看来，尽管耳熟能详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任务，亦即解除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等之外的“经济中心功能”，但并未明确到底谁才是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有学者虽然提出了“优化区域分工，打造世界一流首都圈”、“引导人口和经济功能向冀中南特别是渤海滨海地区转移”等具体战略，但仍在有意无意地谈论“北京是京津冀地区功能创新升级的头雁”、北京在知识——文化经济或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高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产业”的优势，以及天津和河北的配角地位。似乎把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传统工业转移到津冀，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继续留在北京，仍旧以北京作为其“头雁”，就算有序疏解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就算实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须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就是非“经济中心”；华北地区自计划经济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种种弊端和发展瓶颈，恰恰正是北京争做“经济中心”造成的；让北京重新打着知识经济和功能创新的招牌，继续争当该区域的“头雁”，依然不能复原和理顺被计划经济年代所扭曲了的、符合近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和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趋势的、以天津等海港城市为核心的“口岸—市镇”城市体系和功能定位，依然无法真正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