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听昆曲已经成了社会的一种主流，此时的昆曲还是保留有一些南戏灵活的影子，而且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都很密切。
这时候另一位剧作家的出现将昆曲的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人便是汤显祖。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他比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大15岁，两人在同一年去世。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
汤显祖是个天才，在很多方面都有不错的成就，但是在这其中又以戏曲创作为最。
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还魂记》（即《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
汤显祖的《牡丹亭》大胆地将闺门少女的爱情幻梦搬上舞台，一经演出，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
当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剧场赢得阵阵欢笑的时候，在中国富绅的家庭表演场地或民间的露天剧场里，《牡丹亭》中那个神秘而绮丽的梦境也正弄得人们如醉如痴。
《牡丹亭》突破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情与理的冲突，将昆曲的题材大大的拓宽。
明代还有一位昆曲剧作家与汤显祖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他名叫沈璟，是江苏吴江人。
沈璟显然不像汤显祖那样激烈，他思想较为正统和保守，对于现行的社会体制采取充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他的昆曲剧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从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沈璟的昆曲创作注重戏剧自身的艺术特性，为当时及后世的剧作家提供了适合舞台演出的规范性样本。
比如沈璟的《义侠记》取材于《水浒传》武松的故事。
它客观反映了奸人横行、司法紊乱、官府贪赃枉法的社会现实，认为这些都是伦理道德败坏的具体表现，而武松与流氓恶霸斗争到底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
剧作的结尾表明，只有自觉维护以皇帝为中心的正常社会秩序，才能恢复被少数人破坏了的道德标准。
这种创作风格极大的满足了当时统治者的需求。因而沈璟以自己的艺术主张带动和影响了同地区的一批剧作家，在昆曲创作领域形成吴江派。
汤显祖这样的戏剧大师和《牡丹亭》等杰作的出现，吴江派这样颇具实力的剧作家群体的形成，标志着昆曲创作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在汤显祖、沈璟等的带动下，明代昆曲创作日新月异，硕果累累，先后产生了一大批著名剧作。连元代的一些剧作也被吸收改造为昆曲剧本，用昆曲形式演出了。
伴随着剧作的层出，是昆曲演出的异常兴盛。昆曲演出最集中的地区是江苏、安徽、浙江一带。
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万历年间，这些地区出现了不少专门演出昆曲的民间职业戏班，天启、崇祯年间，民间昆曲戏班的数量迅猛增加，仅南京一地，昆曲戏班就达几十个之多。
与民间戏班相比，由文人和绅士阶层私人家庭组织建立的昆曲戏班数量更为庞大，演出也更为频繁。
由于得到作家、学者的悉心指导和充分的经济保障，家庭昆曲戏班的演出一般比较精美，总体水平也往往超过民间戏班。
除了民间昆曲戏班和家庭昆曲戏班的演出外，业余演员的登台表演也是明代昆曲演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业余演员中有作家、学者，有经济较为宽裕的平民，有民间乐师，有自由职业者，还有文化素养较高的妓女。
而明代晚期，昆曲演出进入宫廷，成为供皇帝娱乐的新形式。与此同时，昆曲突破区域限制，在北方也得到广泛的传播，真正彻底地为全社会所共同接受。
这一阶段，明代昆曲领域名家辈出，体现出一种整体的实力。无论是戏剧作家、学者还是民间昆曲艺术家都勤于思索，勇于实践，凭着自己的能力与才华将昆曲不断引向更高的层次。
进入清代以后，昆曲仍然保持着持续兴盛的势头。
跨越两个朝代的苏州派剧作家为清初昆曲创作开辟了道路，康熙年间，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集大成式的重要昆曲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昆曲的巅峰到来了。
从清代初年到清代中叶，昆曲演出继续保持了较为旺盛的势头，各种家庭剧团和职业剧团也仍是演出的主要力量。
宫廷昆曲演出也有所发展，清代初年主要是演出各种经典剧目的选场，乾隆时期，一些文化官员奉命创作了部分篇幅较长的大戏，将昆曲演出完全纳入了宫廷文化的范畴。
来自民间的昆曲曾以优美清新的风格超越了其他简单粗率的戏剧样式而登上时代艺术的巅峰。
但是正所谓盛极必衰，在走向巅峰的过程中，昆曲也逐渐的失去了自己最初的本真。
众所周知，昆曲的繁荣是与众多作家、学者的全力投入分不开的，待到汤显祖、李玉、洪升、孔尚任等引领过时代思潮的知识精英纷纷作古后，昆曲便无奈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沉寂之中。
平庸的后继者们难以达到前代大师的艺术水准，只知道按照日益僵化死板的规范进行创作，推出一部又一部面目雷同、毫无新意的作品。
在艺术上，细腻幽雅的昆曲也开始显露出远离大众欣赏趣味的一面，过分雕琢的歌词、过分悠长的演唱、过分缓慢的节奏让普通观众越来越难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