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翁文灏任主任委员，在当天召开的关于迁移工厂会议上，议决了资源委员会提出的《上海工厂迁移内地扩充范围请增经费案》，对吴蕴初所办的天利氮化厂等补助迁移费40万元，另拨厂地370亩，商请银行借款近170万元：对三北、公茂、和兴等8家造船厂补助迁移费7.6万元，另拨地皮60亩，商请银行借款25万元。
会议同时作出了《关于以后工厂迁移原则决议》，将迁移工厂分为指定军需工厂和普通工厂，对指定军需工厂(主要为机器、化学、冶炼、动力燃料、交通器材、医药等)的内迁，国民政府实行补助，全国各地补助总额暂定为500万元；对普通工厂，凡愿迁移并经政府核准者，可以免税、免验、减免运费、提供运输便利或征收地亩等援助，“惟因财政所限，不补助迁移费，关于迁移后之安插及工作问题，亦以由厂家自行筹划为原则”。
除缺乏政府充分补助外，民营工厂内迁还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
船舶时常被军队征用。因此，内迁途中，损失极为惨重。如天利、天原化工厂迁运时，“日间敌机频袭，夜则军队禁止工作”；开船次日，“即有大队敌机前来轰炸，天原工厂全毁”。荣家公益铁工厂有机器百余部，匆促间用木船迁运，沿途屡遭轰炸，运达重庆后各种设备仅剩1/4。
资本家与各厂职工们均表现出牺牲精神：
“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抢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了……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
国民政府负责拆迁的林继庸，其间左脚受伤中毒，不能着地，每天用一只脚跳来跳去主持工作。尽管担任内迁运输工作的民生轮船公司克服极大困难，承受巨大牺牲，出动了可以出动的几乎所有船只，但轮船远远不敷需要，上海厂家仍动用了499艘木船，大部分靠各厂自行设法寻找。
由于机件笨重、木船容量不大，许多厂只得分批装运，如华生电器厂内迁物资1200多吨，分6批共27艘船装运，最大的装272吨，最小的装8吨，持续了1个月；顺昌机器厂内迁物资343吨，分4批共17艘船装运，历时两个月。
内迁企业按行业分，机器五金业66家，占内迁厂总数的45%，占该行业的12%左右；电机电器业20家，占内迁厂总数的13%，占该行业的8%左右：化工业25家，占内迁厂数的18%；文化印刷业11家，占内迁厂数的7%；纺织业10家，占内迁厂总数的6%；制罐、造船、食品等厂16家，占内迁厂总数的11%。
从迁委会成立到上海沦陷，共迁出民营厂146家，工人2100多名，机件物资1.2万吨，占上海总厂数的12%。1938年2月，迁到武汉的上海民族工业共有121家，它们是：
大鑫、新昌、顺昌等机器五金业57家；益丰、天原、天利等化工企业23家；华生、华成、振华等电机、电器业19家；康元、冠生园等制罐业2家；三北、华丰、茂昌等造船业4家；大公、生活、开明等文化印刷业8家；美亚、迪安、华成等纺织企业4家；以及六合建筑公司、源大皮革厂、四明糖厂、梁家记牙刷厂等4家。
1937年9月，各厂器材开始运到武汉，内迁工作重心从上海移到汉口，在汉口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11月18日，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办事处；1938年3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在武汉，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复工企业共有60余家。
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成立不久，兵工署即发来军需定单，计有手榴弹、迫击炮弹、洋镐、铁铲等，由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分发各机器工厂生产，由于需量颇大，这批定货足够全部机器工厂生产数月。
不到10天，即有新民、合作、上海等15家机器厂开工生产；1938年初，华丰、姚顺兴等27家机器厂先后复工，截至1938年4月5日，在武汉复工的机器厂达42家。各机器工厂生产了总值达178万元的军需品。
总计在武汉临时开工的工厂占当时迁达武汉厂矿总数的1/3，其中机器翻砂工厂开工最多，占开工工厂总数的50%；电机电器及无线电器材厂次之，占24.44%；纺织工厂又次之，占9.20%。民族工业向武汉的迁移，体现了民族资本家的抗日信念以及为国牺牲的勇气，尽管损失较大，但保存下来的企业，多为军工企业，为抗战初期的中国军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二、其他地方内迁抗战发生后，蒋百里曾建议将山东潍县、坊子等地的铁工厂进行迁移，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秘书组及时将这一建议通报给工厂迁移委员会，并指出：“上海工厂迁移，失之太晚，无锡、南通之工厂应速着手。”
1937年11月1日，军事委员会第4部及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江苏省政府主席及各主管人员拟定《江苏省迁移工厂要点》，计划对丝厂、面粉厂、火柴厂、榨油厂等基本上不予迁移；纱厂、布厂等只迁移设备较精部分；迁移地点宜避免集中武汉。
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鉴于时局紧张，杭州各工厂有内迁之必要，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查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业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等人，商讨拆迁事宜。杭州林长兴织带厂等6厂，联合迁移，由林崇熹率领，得到了航空委员会协助，在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运入四川。这是厂矿内迁中最顺利的一批。
浙江省建设厅又鉴于宁波、温州两地工厂亦有必要内迁，于是组建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由丘远雄负责。但各厂商不愿在内地经营，而愿将机件折价出售，遂由浙江省建设厅估价收购，被收购的厂有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并迁出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废炮弹4000多枚、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机器两具，浙西行署抢运长兴煤矿材料机件一批。
1937年11月26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陈世桢到河南督促办理豫丰纱厂、开封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内迁事宜。12月上旬，陈世桢到达开封，经过与河南建设厅厅长张静愚、郑州豫丰纱厂经理郑人魁、汲县华新纱厂经理董嘉会等共同商洽，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不愿迁出河南仅愿迁至鸡公山附近柳林镇；郑州豫丰纱厂、汲县华新纱厂因设备陈旧，且省政府及纱厂债权人中国银行、纱厂经营者皆不愿拆迁，竟准备“听其自然”。
1938年2月，在宋子文命令下，豫丰纱厂着手迁移，后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也进行内迁。至1938年10月，工矿调整委员会从郑州共迁出纱厂物资8600吨。
山东青岛乃日本传统的势力范围。青岛的日商纱厂，被称为日本侵略中国纺织工业的“大本营”，共有内外、富士、公大、隆兴、宝来、大康、上海、同兴、丰田等大纱厂9家，投资额28200万元，工人达25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