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商还设立啤酒、火柴、榨油等工厂多家。日商纱广建筑之坚固，如同堡垒。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外交官员及日侨从青岛撤走。鉴于战事紧迫，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组成3个破坏大队，以炸药、火油等方式破坏青岛日商纱厂。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在侵鲁日军进占潍县时，炸毁了9家日商纱厂，计52万枚纱锭。同时迁出了民营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等企业。济南陆大铁工厂在经理带领下自动拆迁，拆迁机件100余吨、经武汉转运到西南。
山西省在阎锡山多年的经营下，工业建设已初具规模，西北制造总厂、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和西北制钢厂是山西的支柱产业。1937年11月，日军向太原进攻，太原西北制造总厂总办张书田主动下令将全厂机件拆迁南下，全厂职工和眷属苦战数昼夜，拆得机件千余吨，枪运至风陵渡。由于水流湍急、泥泞深达数尺，职工们只得自己抢建临时码头，他们把拆下来的铁轨铺在泥淖中，用马拖拽木料，立桩钉板，建造码头底脚，虽数次被黄河水冲垮，但他们毫不气馁，人抱着木桩立在水中，继续打桩。
据当事者记述：
“那晚月色非常黯淡，积雪增加赛威，风声俨如虎吼，景况至为凄厉，全体人员以性命相搏，终于将码头草草建立成。”机件装船离岸不到2小时，日军炮弹即已飞到。
他们带着2000吨机件材料，2个庞大的火车头，职工千余人，取道川陕公路，入大散关，翻越秦岭，一路转陕南，另一路历经艰辛进入四川.“该厂自此立下根基，以崭新的姿态，在机械工业上发挥伟大的能力”。
1937年11月15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金开英、朱谦、陈良辅前往浙江督劝工厂内迁。
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5家机器厂将重要设备装箱启运，由于日军追迫甚急，只抢运出50箱机件至浙江内地。嘉兴民丰纸厂仅抢运出部分机件，西运到昆明。河北方面，国民政府虽派人前往劝迁，仅迁出一批材料，未能迁出厂矿。安徽省内迁企业有芜湖中国植物油料厂。江西省有九江裕生纱厂、光大瓷业公司、光大酱厂、中华火柴厂等企业。
另外，上海沦陷前后，有一些民营工厂由海路迁往香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逼近，一些迁入租界内的工厂也迁往香港。
与上述民营企业内迁的同时，国营工厂也进行了内迁。这些国营工厂主要为兵工企业，从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企业管理和工人数量上看，大都是当时中国工业界设备较先进、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工厂，而且与抗战军需有直接关系。
这一阶段由兵工署和航空委员会直接组织迁移的兵工厂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济南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防毒面具厂、巩县兵工厂、中央修械厂、炮兵技术研究处、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京飞机制造厂。资源委员会则将山东的中兴，安徽的淮南、大通，河南的中福、六河沟，河北的恬立，江西的萍乡、高坑等煤矿机械设备湖北的扬子、大冶、汉阳三家铁厂，湖南的铅锌厂的全部或一部分先后拆运西迁，建设委员会所属的首都电厂、句容分厂和戚墅堰电厂的部分机件，也拆迁内地。
三、从湖北再迁西南1938年后，由于战火逐渐向内地蔓延，武汉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1938年1月，大鑫、顺昌、上海、大公、中国建设、中华无线电、中国无线电、华生、龙章、天盛等41家暂留武汉工厂开始筹划西迁四川。至1938年2月28日，工矿调整委员会协助迁往西南工厂已达60余家。其中迁入四川50家，迁入湖南7家，迁入湖北5家，迁入广西、贵州各2家，迁入陕西、云南各1家。
武汉厂矿的拆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外埠先迁到武汉，后又迁出的；另一类是武汉原有厂矿外迁的。
3月22日，工矿调整处召集在武汉的内迁厂家举行会议，要求大家做好再次内迁准备，接着，又公布了内迁武汉当地民族工业的规定：
(1)纺织染业。
凡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及所有机械一律拆迁，小型织布业亦协助其内迁；染厂的拆迁与地点的分配，以能适合该方面需要而定。
(2)机器五金业。
资产在5000元以上者单独迁移；设备简陋但对军需制造有用者共同迁移；所有动力设备、原料一律迁走；所有技术人员全部内迁。
(3)其他工业。
生财在5000元以上、设备较新、后方需要、与其他工业有关系、该项技术工人为后方所缺者，凡符合上述5项条件之一者，一律内迁。
此时，西南各省纷纷派员到武汉游说，说服工厂西迁，以振兴当地工业。湖南省派建设厅胡安恺到武汉，答应迁湘的工厂可免税云南省派周惺甫来武汉接洽。
在动员工厂西迁中，尤以四川省最积极，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正在武汉养病，特电召四川省工业专家胡光庶、建设厅长何北衡到武汉与内地厂家商洽，介绍四川省的资源及环境，与愿意迁川的20余家工厂代表讨论运输、厂地、电力、劳工金融、捐税、原料、市场等具体问题。刘湘还电令省政府秘书长，要他务必协助迁川工厂购地，勿任地主刁难。
四川省政府随即定出一系列办法，优待工厂迁川。内容为：
(1)调拨木船150艘，代为运输器材；(2)委托中央信托局代办保险，保险费为器材价格的20%，除厂方负担4%外，其余由省财政厅付给；(3)由重庆市市长、公安局局长、商会会长、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建筑专家关顺声、工业专家胡光庶及林继庸等人组成地价评议委员会，决定所有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许免收附加税3成；(4)以北硌为工厂区，扩大北碚电力厂。
与此同时，工矿调整处也订出向西迁厂家低息借款及机器运费等规定，以加快迁川步伐；并规定工厂迁桂、迁滇的协助办法。根据调查，广西比较适宜于纸、糖、麻织、硫酸、橡胶、机器、罐头、印刷等类工厂；云南比较适合纺织、电器、机器五金、制药、制纸、颜料、油漆、冶炼、煤矿等。当时估计迁桂、迁滇的机件器材各约5000吨。
1938年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武汉各政府机关人员于5日内迁往重庆。工矿调整处也加紧了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已派人布置外，还派姚文林赴湘南、广西，刘益远赴陕西，组建办事处。7月17日至8月中旬，拆迁工作非常顺利。8月中旬，武汉的工厂已基本搬清。
武汉的国营工厂由迁建委员会及湖北建设厅迁出。省营工厂在郑家俊的领导下，排除各种困难，迁出织麻局机件360余吨，白沙洲造纸厂蒸汽引擎1套及附属设备，加上其他造纸设备，达160余吨另外迁出的有修船厂全部机件材料；武昌水电厂的大部分设备；官纱布两局机件3000余吨，可配备完整纱锭15000枚、布机千套。郑家俊在武汉极度紧张之时，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迁运机件材料6000余吨，在万县、陕西设立工厂4所。
在工厂迁川过程中，共有850多艘白木船投入到西迁运输中。
宜昌至重庆水路约1300里，途中险滩75处，上行需三四十天，下行亦需10至15天，稍有不慎，即船破货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