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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工厂内迁抗战前，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海沿岸及铁路沿线。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
抗战发生后，这些工厂大多处于战火威胁之下，许多民族企业家誓不以厂资敌，愿意为国民政府生产军用物资。许多民营企业纷纷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协助安排工厂内迁。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何应钦领导。1937年7月21日，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其中机器和化学工业组的一项提案决定调查上海各华商工厂现有工具机器，并接洽有无迁移内地的可能，估计迁移及建设费用、查明收买价格，由资源委员会担任调查。
会后，参加机器化学组的资委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及庄前鼎、张季熙赴上海调查，并约机器厂代表颜耀烁、胡厥文到南京商洽。7月30日，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等行业召开执委会，动员迁厂，新民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中工程公司等表示愿意内迁。
8月3日，林继庸再次到上海与大鑫钢铁厂等8家企业洽商。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交《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内容为：
(1)上海机器同业公会自愿将价值400万元的2000部机器及各厂技术工人迁往内地，政府拨给40万元经费用于装箱、搬运及津贴；政府每年拨给奖励金20万元，以10年为限；购地、建筑等费约需200万元，由政府与各银行协商以低息借给各厂家；建厂需地500亩，价值5万元，拟由政府拨给。
(2)政府补助上海大鑫钢铁厂搬运费10万元并借给购地、建筑费20万元；补助中国炼气公司搬运费1万元，并由政府与银行协商借给购地、建筑等费用4万元；政府与银行协商，借给大中华橡胶厂搬运、购地建筑等费用65万元，并请政府每年拨奖励金5万元，以10年为限；提请政府借给康元制罐厂移迁费用5万元，并与银行协商借款30万元：提请政府与银行协商借给民营化学工业社搬运、建筑等费用10万元。
8月10日、行政院议决：
“奖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次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由上海机器厂颜耀烁、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大鑫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佐才、中新机器工厂吕时新、大隆机器厂严裕棠、万昌机器厂赵孝林、中国制钉厂钱祥标等11人组成。
颜耀烁为主任，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其时上海已极度混乱，日军在街上巡逻，住在租界外的人争相逃亡。8月13日，战斗打响后，人心惶惶。国民政府的军政部代表王价、实业部代表欧阳仑均想离开上海，林继庸遂要求他们写下全权委托书，由他以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全权处理拆迁工作。8月22日，顺昌机器厂首先内迁，5天内即有顺昌、新民、合作五金等厂22船机件、160余名技工首先运出。至9月12日，首批内迁工厂达21家。
内迁各厂预定武昌徐家棚为机件材料集中地点，集中之后再分别西迁宜昌、重庆，南迁岳阳、长沙，北迁西安、咸阳。上海南头一带工厂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工厂，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起运。
凡经迁移委员会审查后准许迁移的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尺0.35元，运费至武昌者每吨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由于吴淞口已被日舰封锁，内迁物资只得从苏州河经运河至镇江移装民生公司江轮到武汉，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派员驻苏州、镇江、武汉等各处设站接应，8月底有40余家企业接洽内迁；9月中旬，报名内迁工厂达125家，9月11日，监委会公布了内迁新办法：
(1)严格限制成品的运输；(2)原料、半成品及制成品的运费减半；(3)自镇江以后的运费一律自理；(4)生财运费全部自理，机件运费津贴照旧。
国民政府的举措尽管招致人们的普遍不满，但不少企业主以民族利益为重，仍自动进行内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