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乃是宋徽宗崇道抑佛这段历史的隐写，从政和年间起，直到宣和元年，毁佛之事逐渐升级并达到高潮。
宋徽宗崇道，与宋真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希望道教上界神力，延续岌岌可危的北宋国祚。但是，宋徽宗却超越乃祖，自封道君皇帝，自称上帝长子，凌驾于神道之上。施耐庵在书中无不讥讽揶揄，开篇便以赵匡胤是雷部霹雳大仙，宋仁宗是得到上天庇佑的赤脚大仙，宋徽宗不过自封而已。
而模糊时空概念，标注大唐张天师符码，则是在隐写宋徽宗的毁佛与唐武宗如出一辙。唐武宗是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噪下，实施灭佛的。而宋徽宗则是深受道士林灵素的影响，大肆抑制佛教的。宣和元年下诏革佛，引起京师僧侣不满，宋徽宗便杖毙僧侣七人以弹压（鲁智深打伤僧众）。
虽然，施耐庵对宋徽宗的毁佛予以了深刻鞭笞，但是，站在主张“儒道佛”三教并立的立场，施耐庵客观的分析了唐宋这两场灭佛、毁佛运动的原因，对寺庙僧众的经济扩张也给予了必要的批评。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隐写了宋徽宗时期对佛教的抑制。鲁智深的故事，为什么就是宋徽宗这朝的事情呢？原因很简单，《水浒传》中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
首先，鲁智深去的铁匠铺，其中有“待诏”这个称谓。“待诏”是皇帝御用文人画师的名号，一般聚集在翰林院，专门为皇帝附庸风雅服务的。李白是诗待诏，宋徽宗则有画待诏，专门模仿宋徽宗的画，以赏赐大臣。铁匠铺的铁匠，准确的讲，应当是“待招”，是从剃头匠这里延伸到所有手艺人的俗称。
鲁智深打造的禅杖，重量不多不少是六十二斤。这个数字，原本就不像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等等，具有约定俗成的特殊含义，而是指误走妖魔的嘉佑三年，经过六十二年后，便到了宣和元年（公元1058—1119年）。鲁智深的禅杖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符码。
从铁匠铺出来，鲁智深沿街找酒喝，竟然没有一家酒望敢给他卖酒。鲁智深气不过，便在市稍的酒肆里狂吃了一顿狗肉。这顿狗肉是《水浒传》中唯一的一次。这也是在照应“待诏”、“六十二”这两个密码，写的是同一件事，也就是把“暗箭”射向了宋徽宗。宋徽宗赵佶出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属相：狗。而且，宋徽宗曾经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禁吃狗肉。
从市井上归来，又蘸着蒜泥吃了一顿狗肉，狂饮了十来碗酒，鲁智深便二次大闹五台山。这一次比第一次闹得更凶，直接掀垮了半山亭，打坏了金刚，打伤了僧众。这也是在隐写宣和元年时，宋徽宗毁佛所达到的高潮顶点。
鲁智深醉打山门，智真长老得到消息，说了些没奈何的话。不过，智真长老还说：“若是打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这个且由他。”
赵员外果如智真长老所言，重修了文殊院。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宋史·徽宗本纪》中记载：
二年春正月癸亥，甲子，罢道学。丁亥，复寺院额。 乙巳，复德士为僧。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宋徽宗终于无奈的妥协了。
施耐庵认为，“儒道佛”三教并立，应当处于相对的均势状态。施耐庵尤其主张“佛道合一”，因而，对五台山文殊院对周边市井的控制也不以为然，所以，才让鲁智深一而再的大闹五台山。然后，火烧了瓦罐寺。正因为如此，《水浒传》中大闹五台山的故事，才深得读者认可。
到了东京大相国寺，对智清长老妄自尊大，建立自己的势力，排斥外来教众也表示了不满。所以，设计鲁智深日后有可能取代智清，成为大相国寺的住持方丈。智真长老早就预言，鲁智深日后得成非凡正果，告诫五台山自长老他而下的所有僧众“汝等皆不及他”。
前文讲到，鲁达从“七宝村”上五台山成为鲁智深，从东京大相国寺“遇林而起”后，鲁智深上了二龙山。明面上，鲁智深做了二龙山的寨主，实际上则是做了宝珠寺的住持。这里，就是七宝所藏之地，鲁智深“遇山而富”。而且，施耐庵设计鲁达的出身是小种经略府提辖。所谓提辖，是借用了南宋“内提辖”这个职务称谓，在四大“内提辖”中，就有一项管理金银库房职责。
所以，施耐庵对宋徽宗的崇道抑佛持客观态度，崇道太过，导致了宗教矛盾。但佛教的扩张，也是需要平抑的。鲁智深的故事，就是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反映。而且，鲁智深的故事与“楔子”中两代张天师是一种线索关系，“道”、“佛”之间因为宋徽宗的宗教政策，便有着内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