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张小莲 实习生 李科文
一审宣判后，江秋莲抱着判决书，赶到女儿江歌的墓前，逐字逐句地朗读了全文。她告诉江歌，“妈妈做到了。”
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这起生命权侵权纠纷案在1月10日等来了认定。法院认为，刘暖曦（原名刘鑫，以下均用原名）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对于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江歌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被*害，具有明显过错。
1月10日，江秋莲在法庭上听到判决结果后，紧紧抱着江歌遇害时的背包，失声痛哭。
通过法律认定来证明刘鑫锁门导致江歌被害，是江秋莲长久以来的执念。四年前，日本庭审结束后，她一直为此奔波，案卷翻了无数遍，找过很多律师都无甚进展。就在两年诉讼时效将过的最后一个月，焦急无助的江秋莲找到了黄乐平律师。
2019年10月28日，黄乐平团队的律师李婧与江秋莲一起到青岛城阳区人民法院立案。从法院出来后，江秋莲大哭了一场。此前近两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在更换律师仅20天后就做到了，“原来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啊，我却走了多少弯路。”
法庭宣判当天中午，江秋莲在微博发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提到“网络暴力对我的伤害延伸到黄乐平律师身上……这些人扬言只要黄乐平律师放弃代理我的案件，就停止对他的一切攻击和恶意投诉”。次日，她赶到北京，为黄乐平、李婧两位律师送上一面锦旗。
1月11日，江秋莲去北京义贤律所向黄乐平、李婧两位律师送锦旗表达感谢。受访者 供图
信和锦旗都是早早准备好的，江秋莲说无论判决结果如何，都由衷地感谢他们。
2021年4月，该案在青岛开庭。当时，澎湃新闻曾专访黄、李两位律师，谈及案情和代理前后。应受访者要求，相关内容延至判决书公布后发表。
【以下为专访内容】
“起诉刘鑫，是她特别想实现的目标”
澎湃新闻：为什么接受江秋莲的委托？
黄乐平：我从2005年开始做执业律师，在公益领域特别是服务困难职工和农民工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这么多年我秉持一个基本原则：不蹭热点，但我从来也不害怕热点。
代理此案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江女士找到我时已经是2019年9月底了，除去“十一”长假，离诉讼时效截止不到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以我多年从事公益诉讼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接受委托，这个案子极有可能不会成案。这样一个对社会大众的道德和情感具有很大影响的案子，如果因为我们（不接手）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对于我个人而言会是职业的一个遗憾。
第二，我们不会打无准备的仗，对这个案子我有一个基本判断，2017年审判陈世峰时，我接受媒体采访聊起江歌案就说过，就算刘鑫没有过错，她也是受益人，她对江秋莲也有补偿的义务。
第三，见面之前，我从媒体上了解到的江秋莲女士，多少有点“悍妇”形象，说句老实话，我的观感并不是特别好，尽管我非常同情她。从业以来，我见过太多上访的、比较偏执的维权者，甚至有人一见我就下跪，说你不代理我的案子我就不起来了。这是一个公共案件，如果她是一个很偏执、不可控的当事人，我就没有必要受理她的案件，因为结果只会是前功尽弃。
2019年9月23日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很谨慎，事前说好不许拍照。当时简单地聊了聊，做了点基本的分析，就结束了。在那之后，她把手上掌握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看，9月28日又见了第二面。以我过往经验，一个人前后两次表达的差别是否大，是我们观察这个人是不是过于偏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江女士两次表达基本一致、也是符合逻辑的，包括她的主张和情感，没有明显的变化，也经得起我们的提问。因此我认为江女士大概率还是比较理性的。
2020年6月4日，两位律师与江秋莲沟通案件事项。夏天 摄
澎湃新闻：江秋莲当时有没有明确表达过她的诉求是要赔偿、要追究刘鑫的法律责任？
黄乐平：说实话，她自己没有特别明确的诉求，她就想告刘鑫，就觉得刘鑫有责任，具体是什么责任，她说不清楚。她自己跟这个案子这么多年，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请了很多拨律师。她对于起诉刘鑫是如此在意，这是她特别想要实现的一个目标，结果她对于这个案件事实的把握，不在状况之中。这是我个人觉得很困惑也很遗憾的地方。
三年多过去了，当我们手上拿到只是一部分证据材料，我们和江秋莲女士有过沟通，我希望从她那里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和思路，疫情期间我们开电话会，让她给我描述下江歌遇害当天发生的一些基本事实。尽管她努力地回忆了其他律师给他分析的事实经过，但与我们后来通过证据还原的事实存在很大的出入，这也是办案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之一。
“很多证据材料我们没有掌握”
澎湃新闻：一开始掌握的材料足够立案吗？立案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婧：2019年10月16日，我才正式收到江大姐提供的全部证据。
这些证据主要是此前经过律师向日本方面取证并经过认证的，以及关于陈世峰刑事判决案件全部日文原版证据，看完以后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符合我国司法要求的涉外证据形式的案件证据远远不够，甚至刘鑫报警电话记录只有文字记载，连录音的原始文件都没有调回来，案件的基础问题都没有办法证明。第二就是即便是刑事证据的案卷也有缺漏，比如陈世峰庭审前的供述我们手里是没有的。我就问江大姐还有没有更多证据，但江大姐手里的证据也不是很完整，据她说最早日本警方第一手的案卷材料江大姐可能接触到，但是历经几任律师，流失了一部分，丢失的具体是什么，她自己也不是专业人士，更不懂日语所以也不清楚。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让我去想这些问题了，立案截止日前必须把立案证据的问题解决。
我当时是很焦虑的，第一次遇到江大姐离立案只有23天，正式拿到全部证据后就剩余16天。为了赶时间，我必须第一时间掌握案件证据所有信息，甚至不容有一丝传达上的偏差。但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那2000多页的日本专业刑事证据，找专业翻译根本来不及而且费用太高。最后我的一位精通日语的朋友林韵律师，主动提出要帮助江大姐。因为时间太过紧急，基本上她翻译一页我记录一页，反复确认，疑难未决的还找到黄律师动员亲属朋友一同商榷。最后花了一周左右，我完成了全部证据的翻译梳理分析，也找到了一些突破口。带着从证据堆里挖出的“宝藏”，开始草拟诉状，最后实现立案。
